医药卫生界委员：改善医患关系需要全社会努力思维导图

如何杜绝影响医患关系的“医疗红包”现象?如何限制医生过度检查?在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举行的首场集体采访上，来自医卫界的委员温建民、吴以岭、董协良、吕爱平和高春芳，对医疗改革相关热点问题予以了解答。

“医疗红包，只是个别现象”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要改善医患关系。但现在‘医疗红包’现象破坏了医疗关系的和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在回答本报记者提出的这一敏感话题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教授温建民说，不应放大个别“害群之马”。“我是骨科大夫，天天开刀，我这一辈子，一个红包都没有收。希望大家要看到医生的阳光面，不要把医生的个别‘害群之马’放大。”

温建民表示，要搞好医患关系，首先要加强医生队伍的建设。他说，各医院纪检部门都有约束监督机制，医生一旦收取红包，从医执业资格就有可能丢失。大部分医生没有收受红包的行为，收红包只是个别现象。“这次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要改善医患关系，我觉得不光是医生的努力，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从教育、制度两方面解决过度医疗”

“大检查、过度治疗，已经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回答媒体提问时，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坦言，过去出台的医疗方面的举证倒置制度，给医生带来了一定的思想负担和负面影响。现在，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会得到一个合理的、最佳的处方选择。

高春芳介绍，目前已出台了很多管理系统，比如合理用药的PASS系统，可对处方配药是否合理进行监控。“各个医院都从教育入手，从制度入手，遏制过度医疗这个问题。请大家相信，这个事情会越办越好，医院风气也会越来越好。”

“新医改必须增加医护人员的技术服务费”

医改是热点问题，而其中诊疗费上升能否导致药价下降也是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高春芳说:“所有的含有高技术含量、高风险的治疗，国家一直没有给一个合理的价格，因此技术服务费是必须增加的，增加的目的是给医护人员技术服务一个合理的待遇。”

诊疗费上升，药费能否降下来?高春芳表示，国家刚刚制定的307种基本药物实施以后，将来逐步推行医疗的基本药物政策，“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价格是合理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吕爱平表示，看病难、看病贵是世界性难题，除了要增加资金投入之外，还需与更多的配套设施一起作用。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协同生殖医学研究所所长董协良进一步强调，“目前307种基本药物的定价，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经过全面考察的，即原料成本、生产成本、税收成本、管理成本，再加上一个合理的利润”。

“盘活医疗资源，形成信息平台”

社区医疗体系是医改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却常常面临患者不愿去的尴尬。高春芳认为要激活这一体系。

高春芳说，虽然目前社区医疗的硬件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大夫看病的能力并没有增强，这也导致了病人对社区医生看病的不信任度增加。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加大对社区医院的定位;二是针对疑难疾病、重大疾病建立一个“转送机制”;三是社区医疗要采取大带小、老带少的方法。

董协良也表示，要盘活医疗资源，形成一个信息平台。董协良建议“形成一个医疗集团，实现资源共享，医生可多处执业”。

“医改能有效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吴以岭说，此次医保改革，如果从医疗服务的角度看，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是这次加强的重点。通过加强对基层医院的硬件建设、设备购置、人员培训，将来有一些病就可以不到大医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