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委托创作中的著作人身权约定思维导图

我国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7条和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7条均规定了委托创作制度。即受托人（作者）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创作作品，基于此项委托产生的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可由委托人和受托人依法约定的法律制度。在通常情况下，委托人需要向受托人支付一定的创作报酬；而作为对价，委托作品的著作权也可以依法通过约定归属于委托人。

让我们来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17条的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该条款在民法、著作权法、合同法等几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举例如下：

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对这个问题的模糊极不利于保护版权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预防版权纠纷的发生。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本文旨在进一步梳理该项法律制度。

认为委托人和受托人在约定著作财产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就著作权人身权进行归属约定主要是基于如下疏忽：

从上述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委托创作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就著作权进行约定时并非是完全意思自由和没有限制的。

民法是著作权法的上位阶法。违反某些民法的基本原则或民法的基本理念，在司法实践中会有相应的法律后果。

在我国，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著作人身权是作者基于其作品享有的涉及其人格和身份因素的权利。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之所以在著作权这个概念之下区分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就是因为著作人身权较之著作财产权有着和作者更密不可分的专属性。著作人身权更集中、强烈地体现着作者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正是这样，有观点称，著作人身权直接体现着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不可割裂的“血缘”关系。

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不同属性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有充分的反应。《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惟著作财产权才可以成为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著作权转让的标的。同理，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自然人的，自然人死亡后，其著作财产权在本法保护的期限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著作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变更、终止后，其著作财产权在本法保护的期限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由国家享有。

在实践中，委托人常常以支付报酬为对价，在委托创作合同中约定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委托方所有。比如，在署名权归属委托方的情况下，不仅作者无法表明自己的创作身份，不真实的署名又不利于社会对委托作品的准确认识，以至于让社会公共利益乃至社会善良价值观念受到损害。

虽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有的委托创作合同也会约定除署名权之外的其他著作权归委托方所有。但是这也常常仅是因为考虑到了合同谈判的需要，而并非是从法律的角度清楚地认识到了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要求。在涉及著作人身权的其他方面的条款上也还会存在法律障碍。

下面以我国现行立法为背景，对各项具体的著作人身权做一功能性考量。

1、发表权

2、署名权

3、修改权

4、保护作品完整权

著作人身权与作者是密不可分的。在委托创作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和受托人不能通过委托创作合同将著作人身权约定归属委托人。

本文在分析著作人身权可否在委托创作合同中进行约定的问题时，努力使本文的观点不形成和现行法的冲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身边每时存在的问题有所现实性帮助。这显然是顾及眼前紧急需要的考虑。但是从长远看，通过修改立法使有关问题清晰化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著作权法》的修改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针对本文论及的问题，现实的办法是通过《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补充修改或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解决。因为学界和实践中不同的观点和处理方法，已出现太多的“仁者见仁”，这使得实务的操作难免有些“无所是从”。

另外，本文给出版界的建议是重视和仔细审视本单位的委托创作合同方案，不仅考虑它给你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要习惯从法律角度考量法律对你的项目的评价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为合同条款的安排较之文中的理论观点更加详细，要充分考虑合同的可操作性、条款之间的衔接性及不同委托创作合同的区别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