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思维导图

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也就有了相关的规定，我国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当时的《夏书》说：“昏墨贼条，皋陶之刑也。”这里的“昏”指“恶而掠美为昏”可见夏代已有强盗罪的规定。[4]到了西周，奴录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为重视。《品刑》和《尚书·大传》都对侵犯财产罪有相关规定。

在汉代，刘邦著名的《约法三章》就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规定来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

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规定对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处以严刑，并且株连九族。如北周明确规定：“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皆死”。[5]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法律发展得相当完备。《唐律疏议》不仅为后世立法的楷模，更远达日、朝等国为其立法所借鉴。在侵犯财产罪方面，《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依《贼盗律》规定，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是“盗”，即“公取、窃取皆为盗”。《唐律疏议》规定：“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除盗罪外，唐律还规定有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如《唐律》规定了对执持人质求赎财物、恐吓取人财物的惩处，前者重于强盗罪，后者重于窃盗罪；对以诈骗、隐瞒等手段侵犯私有财产的，对私自挪用受寄财物、遗失物等侵占他人财物的，《唐律》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6]可见，《唐律》的立法技术已达很高的水准。

宋朝也承袭了唐朝的制度，贼盗罪也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宋刑统·贼盗律》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对窃盗，赃满五贯，处死。”并且，对贼盗共同犯罪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处罚原则。《贼盗律》规定“诸共盗者，并赃论。”[7]

元代对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采取重刑原则 ，但到明代立法，则对侵犯财产罪注意根据情节（包括数额）等轻重来进行处罚。如《大明律·刑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对于窃盗，一般依得财多少惩治，监守自盗以及盗制书、印信、内府财物等情节严重者可以处死，盗亲属财物和本家同居之人财物可减轻处罚；毁坏财物根据毁坏程度决定刑罚，诈欺官私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剌”，侵占财物的，依侵占财物数量多少确定刑罚。[8]

清代的侵犯财产罪的立法更具有现代意义，制定了强盗罪、窃盗罪、诈欺官私取财罪、白昼抢夺罪、恐吓取财罪一系列罪名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新中国的刑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新刑法为了加强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在分则的第5章侵犯财产罪整章都做了规定，对种种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进行惩罚。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有、挪用、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就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支配权，其4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一起构成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内容。侵犯财产罪多数情况下是对财产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侵犯，但由于所有权能与所有权整体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对所有权任一权能的侵犯同样是对所有权的侵犯。

在侵犯财产罪这章里，规定了12种侵犯财产罪，对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聚众哄抢、侵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挪用特定款物、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等侵犯公民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适用除剥夺政治权利之外的其它所有主刑和附加刑，这些都体现出刑法对所有权的保护。

瑞士刑法典对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对象明确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第137条盗窃罪，和138条轻微盗窃罪，第140条侵占罪，第141条侵占自己取得或发现之物罪，第143物之夺取罪中，都明文规定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而在第147条侵占或夺取质物留置中，其规定的犯罪对象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9]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虽然与《宪法》第十二条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比，只是少了神圣两个字，但在立法上则明显地表现出对二者的保护有所侧重，笔者就以《刑法》第271条、第272条为例，加以阐述说明。

同样，根据《刑法》第272条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挪用公款罪的最高期限为无期徒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公私财产保护的不平等性程度可见一斑了。

动产与不动产作为物权法中对“物”的一种分类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罗马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在《罗马法教科书》中说“在每一种法中都有一个对物的最基本的划分（Summadivisio rerum）……这种基本的划分在现代法中表现为动产和不动产之分”。[14]法国物权法继承了罗马法关于物权的这种划分方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动产与不动产是法国民法上对财产最为重要的基本分类，这一分类是《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法国统治者有关物权的立法思想的重要反映。即使在法国现代物权法，其仍然不失为财产的主要分类之一。[15]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对整个《德国民法典》，尤其是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也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动产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一般不存在疑问，但不动产能否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而受到刑法保护呢？各国刑法理论和立法规定不尽一致。自罗马法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盗罪（盗取罪）的客体只限于动产，联邦德国、瑞士、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学说，立法均如此认为或规定，但现在赞同盗窃不动产具有可罚性的人越来越多。[16]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陈朴生认为：“夺取罪（包括盗窃、抢夺、强盗、恐吓等罪），重在排除他人对于其物的支配，而移置于其自己或第三人支配之下，其行为之本质，在于移转其物之支配，并不以移转其物或变动其物之处所为必需，称物，本包括动产与不动产，虽其犯罪动机并不相同，而其客体之财物则无二致”[17]。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盗窃、抢劫罪的犯罪对象一般说来不能包括房屋等不动产，而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则包括不动产[18]。笔者认为，不动产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受刑法保护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受侵犯财产罪行为的性质、特点的限制，抢劫、抢夺、挪用资金、聚众哄抢、挪用特定款物等的对象只能是动产，不包括不动产，即不动产不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罪的对象。

由于犯罪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动产和不动产，从而出现了类似于抢劫罪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的争议，也使得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甚为不力。实践中，已经出现种种严重侵犯公民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如公然强占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房屋甚至采用暴力、胁迫、勒索手段逼其交出产权证书，盗窃、抢劫、抢夺和毁灭他人房产证书，故意毁灭、损坏或污损他人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房屋等。即使在2004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后，以房屋拆迁为主要方式侵犯公民不动产所有权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从湖南嘉禾的野蛮拆迁到沈阳公民董国明被拆迁公司困在自己家中27个日夜，从广州小谷围艺术村拿到合法房产证的业主被强制拆迁到浙江滥岭市松门镇的非法拆迁，一个个悲剧在世人面前上演，而刑法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加以保护，使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成为了当前刑法的软肋。

即使侵犯财产罪的一些犯罪对象可以被理解成包括不动产，有关的罪名也表现出重处分权轻其他权能、对不动产所有权内容的保护面狭窄的缺陷。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和敲诈勒索罪都是以“非法占有当为目的”，这里的占有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财产所有权能之一的“占有”，即对财产的实际控制；二是作为财产所有权核心权能的处分，即使得所有权人实际丧失对财产的处分权。行为人并不是为了占有而占有，而是为了使用、收益或为了取得处分权，或单纯为了使所有权人丧失处分权[20]。无论哪一种情况，行为人都在客观上使所有权人实际丧失了处分财产的权能。所以，上述犯罪直接侵犯的实际是所有权中的占有和处分两项权能，使得现行刑法对这些罪名的设置而加以保护的不动产所有权权能自然也仅限于这两项权能，对那些强住他人房屋、强行将他人房屋出租获利等只是非法使用或非法收益而不“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情况不能通过刑法的相关规定加以惩治。

处分权能作为所有权中最根本的、决定性的权利内容受到刑法的优先保护是无可非议的，但很多时候，行为人侵犯不动产只是想牟利，只是直接对不动产加以利用，而不是为了取得处分权，所以刑法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应该拓展到整个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