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意义思维导图

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法治环境下的婚姻家庭必然是“法治家庭”。因而，婚姻契约所包涵的婚姻权利与婚姻义务也主要由婚姻法所设定。这种由婚姻法所事前规制的权利义务应是婚姻契约的主要内容，也是婚姻的核心所在。

契约强调权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权利;而婚姻权利是靠婚姻义务的履行来实现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婚姻意味着义务，或者说，婚姻意味着责任。从这个角度讲，配偶双方必须履行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等义务。当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如虐待、遗弃、通奸等，必然会导致对方的财产或精神损害，而这种损害又不能通过离婚得到平息和补救，所以只有通过赔偿的方式才能使无过错方得到财产补偿和精神慰藉。显然，这是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有力体现。换句话说，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其实是一种契约责任，是契约一方不能完全履行契约义务(婚姻义务)而致使对方契约权利(婚姻权利)受损失的法律后果。

长期以来，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受到禁锢，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交易。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近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可喜的是，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这次婚姻法修正案中就有许多制度折射出了婚姻的“契约”本质。

可见，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凸现了婚姻的“契约”本质，揭开了婚姻本质的面纱。

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

离婚不仅使夫妻双方的婚姻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即解除了婚姻契约，而且也必将使无过错一方处于弱势状态。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就是婚姻领域里的“弱者”。弱者在解除婚姻契约之后，往往陷入离婚所引发的心理伤感或精神顾虑，甚至基本的物质生活也不能保证。为了避免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许多婚姻弱者宁愿勉强维持脆弱不堪的婚姻契约，也不会轻易选择离婚。由此，婚姻“离异”自由的空间显得捉襟见肘，婚姻自由原则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背离了婚姻的本质，违反了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相反，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可以使无过错一方(弱势一方)得到相应的救济、补偿和安慰。这样就消除了当事人为解除婚姻契约带来的许多顾虑，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婚姻的“离异”自由空间。修改前的婚姻法没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婚姻自由，尤其是离婚自由。新婚姻法把这项制度明确规定下来，不仅是对婚姻“契约”本质的整体认可，更透视出了婚姻契约中的具体内涵，特别是“自由”内涵。也就是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进一步保障了婚姻的“离异”自由，拓展了婚姻“离异”自由的空间。

在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前，婚姻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无过错方的损害通常无法得到赔偿。而无过错方的损害不仅有财产损害，还包括精神损害。比如，过错一方虐待、遗弃无过错一方，对其实施家庭暴力等会造成无过错一方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过错一方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不忠诚行为也会导致无过错一方精神受到打击，心灵遭遇创伤。这些损害以前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得到救济或补偿。

另一方面，原婚姻法仅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照顾无过错方。一些当事人为争夺财产故意夸大对方的过错或极力掩饰自己的过错，致使离婚诉讼充满了指责、敌对和怨恨的气氛。尤其在一方擅自变卖、转移和隐匿财产，甚至销毁证据致使财产存在的真伪及财产的权属难以查证时，则加重了善意一方的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损害。如不对无过错一方予以相应的保护和补偿，则难以消释和平衡感情上的冲撞及财产上的损失。

同时，原婚姻法对夫妻双方的忠实义务又未作规定，过错一方与他人同居、通奸、姘居甚至重婚，致使婚姻关系终止，无过错一方的精神损害不能得到抚慰和补偿。

上述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与麻烦。许多离婚案件虽然解决了婚姻关系本身的终止问题，但由此留下的一系列余音(如无过错一方的财产损失与感情创伤等)却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消除。因此，司法实践呼唤完善婚姻立法，通过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给无辜的受害人一个配套的救助措施，还他们一个公平与人道。所以，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回应了婚姻“司法”实践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