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方法思维导图

男女平等原则既反映在《婚姻法》的各条法律规范中，离婚赔偿标准又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办案指南。离婚赔偿标准体现在离婚财产分割上，就是夫妻双方有平等地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平等地承担共同债务的义务。

这里的"照顾"，离婚损害赔偿标准既可以在财产份额上给予女方适当多分，也可以在财产种类上将某项生活特别需要的财产，比如住房，分配给女方。毕竟从习惯势力上、从传统因素的影响所造成的障碍上、从妇女的家务负担、生理特点上讲，离婚后一般妇女在寻找工作和谋生能力上也较男子要弱，更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离婚赔偿标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要特别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离婚赔偿标准规定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不能列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离婚损害赔偿标准规定在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不应损害财产效用、性能和经济价值。在对共同财产中的生产资料进行分割时，离婚赔偿标准应尽可能分给需要该生产资料、能更好发挥该生产资料效用的一方;在对共同财产中的生活资料进行分割时，要尽量满足个人从事专业或职业需要，以发挥物的使用价值。离婚赔偿标准不可分物按实际需要和有利发挥效用原则归一方所有，分得方应依公平原则，按离婚时的实际价值给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离婚损害赔偿标准规定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不得把属于国家、集体和他人所有的财产当作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不得借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损害他人合法利益。

这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符合夫妻关系和婚姻生活本质的要求，离婚赔偿标准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过错程度可以通过过错方侵权的手段、场合、次数和持续时间等反映。这些具体情节反映着其主观恶性的不同，不同情节所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所应受到惩罚的程度也不同。例如，过错方肆无忌惮的重婚、与他人同居或经常通奸，屡次劝诫却不思悔改，甚至因婚外恋情采用更加直接、暴力的方式虐待、遗弃受害人，给受害人精神和感情上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过错方采取隐秘的方式、存有愧疚心理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

过错方的事后态度直接影响到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如果过错方于事后积极承认错误并积极抚慰受害人，努力取得受害人的理解，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必将减少并易于克服。相反，如果侵害行为发生后过错方仍然态度蛮横，无认错之意，甚至恶语相向，暴力遗弃，则必将加重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要考虑到过错方态度的因素。除了金钱等物质补偿，还可要求过错方采取赔礼道歉的方式，以期更好的达到抚慰受害方的目的。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从一个方面反应过错方的态度。

过错方的经济能力是比较容易衡量的一个标准，尤其是考虑到我国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相对偏低的现实，应着重考虑过错方经济能力这一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同一地区的人，收入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过分拘泥于形式上的平等，结果就是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假如无论过错方的经济能力如何，认定事实就依照约定俗成甚至内部规章径行确定赔偿数额，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富人可以以对其微不足道金额的赔偿获得侵害他人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支付很少的对价，就达到了继续伤害、侮辱受害人的目的，同时受害人并不能因数额较少的赔偿而完全获得心理上的抚慰，离婚损害赔偿的作用无从实现;而经济条件较差的过错方则可能会因数额巨大的赔偿金而导致以后的生活无法维持，从而对离婚忘而却步，只好被迫维系已经毫无感情的婚姻，无法实现离婚自由的目的。

另外，考虑过错方的经济能力也有利于判决的执行，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否则，不顾过错方状况，判以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而在实际中又得不到执行，不仅有损法律的严肃性，而且无疑是对受害人的又一次伤害。

受害人自身、家庭经济状况不仅影响着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能否达到他(她)的预期，达到抚慰的目的，有时甚至影响到受害人及其子女以后的生活。对于自己经济条件很好，对方经济条件也很好的受害人来说，较少的赔偿数额根本无法满足"抚慰"的需要，甚至是一种嘲讽;而如果受害人自身经济状况较差，主要收入依靠过错方获得，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还必须抚养孩子，数额很少的损害赔偿，可能会给受害人及子女以后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这时，离婚损害赔偿就不应仅限于精神损害赔偿，还应着重考虑受害人财产方面的损失。无论对受害人实质的补偿还是从人道主义考虑，都必须结合受害人自身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确定离婚损害赔偿金。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借鉴民法中衡量侵权精神赔偿的几个法定因素来认定离婚损害赔偿标准，主要包括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但是，离婚损害赔偿标准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侵权人"很少因此获利，侵权的后果也往往仅限于无过错方的感情伤害。因此，完全按照民法上的一套标准是无法达到离婚损害赔偿的目的的。由于离婚损害一般仅限于过错方和受害人之间，更多注重惩戒、制裁过错方并以此达到抚慰受害方的作用，在具体案件中，应当从过错方角度和受害人角度分别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