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其缺陷。思维导图

可见我国刑事法律所设立的附带民事赔偿，是一种限制性赔偿制度，其限制性首先表现在权利上，其次表现在赔偿范围上。[③]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导致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陷入了一个怪圈，即“情节严重的精神损害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情节轻微的精神损害反而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④]”明显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解释存在着诸多缺陷：

2、上述立法造成了不同法律规范间的冲突，导致基于同一事实，依据不同诉讼程序可能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附带民事诉讼依然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理应适用民事法律。而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全否定与我国民法已确立的比较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相冲突。《批复》试图以牺牲实质公平为代价来换取裁判结果的统一。不可否认，《批复》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确实避免了裁判结果的不统一。但它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并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上述立法忽略了如下几种情况：

(2)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的范围宽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范围，除刑事诉讼被告外还包括其他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他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往往构成侵权，被害人完全可以依民事诉讼程序对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无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3)实践中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的被告无罪的，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各法院做法不一，有的法院认为刑事案件审理已经终结，被告无罪附带民事诉讼即以失去存在基础，应当建议或允许被害人撤诉，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有的法院则认为依据最高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的被告无罪的，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一并做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所以不允许被害人撤诉而是一并做出附带民事判决，并且判决自然不会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由此导致了依不同程序最终导致不同判决的巨大差距;

(4)实践中，被害人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往往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前提起民事诉讼，据笔者了解多数法院都受理并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由于证据都由侦察或公诉机关掌握，被害人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前提起民事诉讼，在证据的获取方面困难重重。这不仅给被害人造成诉累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这显然不符和立法本意，因为立法设置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意是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弥补被害人举证能力的不足。

3、重打击轻保护，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我国自古“诸法合体，刑民不分”，历届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都主张重典治世，重视刑罚的惩罚功能，而忽略对民事主体的保护。这种重刑轻民思想延续了几千年，最终导致了我国刑事法律发达而民事法律落后的局面。时至今日“重刑轻民”的封建法律思想残余仍然存在，表现形式就是我国刑事立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否定。

4、强化了刑事责任替代民事责任的错误观念[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