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达自由和名誉权保护之间思维导图

根据《扬子晚报》对此事的报道①，事情的缘起，是安阳市人民广播电台“交通热线”节目在直播中接到一起电话投诉，称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工程设施大队民警呼某在执行公务时索贿两盒烟。尽管“交通热线”的主持人在直播中并未对这一投诉进行任何评述，也未对事件本身作最后结论，但是，呼某还是将安阳市人民广播电台告上了法庭，理由是电台的直播节目内容失实，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因此，他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呼某在他的民事起诉状中说，2002年5月24日上午，他在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门口执行画线公务，为防止刚刚画过的斑马线被损坏，他们在斑马线的两侧都摆有醒目的标志帽。这时，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违章行驶，从未干的斑马线上轧了过去。他遂责令该车停下，并以毁坏交通设施的理由去纠正司机的行为、查看其驾驶证，并按规定把司机带到附近的交通岗亭处理。在那里，他将司机的驾驶证交给了岗亭的负责民警，随即又赶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20分钟后，他接到一个给该司机说情的电话，他如实将情况告之。至于后来岗亭的值班交警如何处理的，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他不了解情况。但他个人并未向司机索贿，所谓司机“找了他四五次，又买了两盒烟”等情节，均属恶意诽谤。

呼某说，在听到这一直播节目的内容后，他立即向交警支队的领导进行了汇报，支队也立即与“交通热线”节目组取得了联系，反映呼某的不同说法，节目组当时说：“等我们派记者调查落实后，再向听众解释。”但是，此后该热线并未向其进行调查核实，也没有在节目中对此进行澄清。当呼某要求电台进行调查时，电台却以“找不到司机”为由，不理会呼某的正当要求。呼某认为，电台是“企图不了了之”。作为一个公民，他的合法权益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于是，他一纸诉状将安阳市人民广播电台告上了法庭。

2002年7月8日，此案在安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由于此案牵涉到热线直播这一电子媒体极为普遍的操作方式，因此，案件的进程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

上述诉讼实际上是一个要求在表达自由和公民名誉权的保护之间进行权衡的典型案例。

应该看到，在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下，电台、电视台的热线电话直播往往是最为重要的言论自由的通路。按照广电部的有关规定，媒体在进行直播时必须使用“延时装置”以及“储存电话”等技术保障措施，但由于直播节目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摆脱把关人的控制，而成为除网络之外最为重要的直接表达意见的渠道。电台、电视台很难在某人通过热线直播电话发表意见时，篡改或歪曲其意见，而报纸媒体因不具备这一即时性，而使得编辑有可能对反馈而来的公众意见进行他所认为“合适的修改”——无论是文字上的修饰，还是观点上的剪裁——其结果往往导致或多或少的偏离其原意。同时，它还使得公众得以较为成功地摆脱文化背景中事实上存在的限制及歧视而得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文盲几乎不可能自由地参与报道组织的征文，或网络中对于某一事件的讨论，但假如采用热线电话直播的方式，则可使得讨论的范围大大扩展。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电台及电视台的热线直播，在体现民意的“原生态”上是有着天然优势的。

尽管如此，直播并不能成为电子媒体肆无忌惮地侵害公民个人名誉权的借口。当我们谈及“言论自由优先”时，它仅仅意味着“优先”，而非意味着我们可以公众利益为名，无视个人的名誉受到伤害——即使受害者是以政府公务员的身份出现的。

这就是说，如果热线直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于当事人的名誉伤害，那么，媒体必须尽快在最大范围内进行弥补：首先，节目的主持人在直播中，应该强调投诉的事件“未经核实”、“并非最终结论”、“媒体将对事件双方进行深入调查”，同时，要求当事人把姓名、地址和联系方法留下以备查实。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应该即时采访另一方当事人。如果确实无法进行即时采访，也必须在直播之后尽快进行核实和调查，并在下期直播节目中公布调查结果。如果证实被投诉一方蒙受了冤屈，应当在直播中郑重道歉，以此来挽回影响，弥补对该当事人的名誉损害，争取当事人的谅解。这样做虽然可能比较麻烦，但却是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也是最好的规避法律风险的方式。即使当事人事后仍然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媒体告上法庭，媒体也有了有力的抗辩事由：报道是本着公益目的；立场公正；已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对当事人的名誉伤害进行了弥补。

首先，在这起事例中，投诉者并未提供自己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法，安阳市人民广播电台“热线传真”的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亦并未就此进行查询。这样的“匿名消息来源”，所提供的信息的可信程度，显然不能与具名者所提供的信息的可信性相比。有人可能会担忧，如果要求投诉人公开透露姓名，岂非令其容易遭到打击报复？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电台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方法进行处理，比如要求投诉人把姓名和联系方法留给导播，这样就既可及时进行核查，又不致因为公开姓名而遭到可能的报复。如果仅仅因担心当事人受到打击报复为名而不索要联系方式，也就无法进行事后的调查和真伪的判断，这样的“直播”，显然无法达到新闻对于真实性的要求。

其次，即使因种种原因无法从投诉人一方获得查证的渠道，媒体也应该及时从被投诉者一方着手，进行相关事件的调查。决不能以“找不到当事人”为理由，拒绝对事件作进一步的核实。《纽约时报》记者尼尔·席汉曾经说过：“对任何个人或者团体的指控，最基本最起码的事，是进行反复的查证”。④在呼某的这起事件中，电台在播出当日就接到了交警部门的说明，随后也作出了进行核实的承诺，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找不到投诉人为由进行推诿，也不给呼某发言的机会。这显然并非真正的言论自由——真正的言论自由是属于当事人双方的。

就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法院对此案已经作出了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法院在判决书上指出，“被告主观上不存在诋毁原告的故意和过失，客观上也并未发表任何评论以引导听众对原告作出不当评价而降低其社会信誉从而侵害名誉权。”

在法定的15天的上诉期内，原告呼某没有向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对于此案的判决，有人提出了疑问，认为它剥夺了政府公务员作为公民的正当权利，使得政府公务员在接受市民监督时失却了对自身权利的必要的法律保障。有人甚至提出，这一判决可能令许多别有用心的人误解为可借由直播节目达到诽谤的目的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但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是本着更多地保护公民和媒体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监督权利这一原则来进行的，在我国的舆论监督环境还远远称不上完善的现状下，这个判决的积极意义大于其消极影响。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