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比较研究思维导图

2010年4月20日晚10时左右，位于美国南部路易斯安娜州沿海一个由英国石油公司负责管理的石油钻井平台起火爆炸。钻井亦随着平台爆炸而沉没。

1.损害赔偿机制灵活、高效。从对事件的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到，从事件开始后不久损害赔偿的请求就开始出现了。除了以个人、团体为原告开展的侵权之诉外，更早出现的是英国石油公司开设的损害赔偿申请通道。英国石油公司一方面在其网站上面详细说明了申请赔偿的步骤并提供表格，同时也在美国相关州设立了接受申请的工作点。同时到位的还有英国石油公司第一阶段用于支付赔偿金的50亿美元。被侵权人可以依照前述的步骤直接向英国石油公司提出赔偿请求。这种不经由法庭审判(尤其是大审)而和解了解民事纠纷是美国纠纷解决机制的一大特征。本案中英国石油公司同样采取了积极主动赔付的方式来填补损害，无疑将大量可能的诉讼——以及随之而来的诉讼费用和时间成本——消弭于无形，节约下来的资金则可以支付新的赔偿请求。这种赔偿方式的高效性、灵活性以及赔偿力度是有利于解决大规模侵权纠纷的。

2.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介入的滞后性。事件发生后虽然联邦政府组织一系列救灾措施，还不断向英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迫使后者设立了赔偿基金，但依然饱受了“行动太慢”的职责。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虽然欲有所作为，但囿于既存的法律制度，使其最初的行为只能表现为间接干预的形式(如向侵权方施压而不能直接干预)。事实上美国严格的程序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大多数时候实现了程序正义的同时，却也导致应对紧急危机时政府介入的滞后性。无形中导致了大量可用资源的浪费。

3.立法的迅速跟进。就在时间发生的约2个月后，美国国会众议院便通过了一项被人称为“墨西哥湾泄露法案”的新法案，其目的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它的主要内容中：首先，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次，赔偿的数额可以超过事故船只和船载货物的总价值，废除了美国1851年的赔偿责任制度;再次，堵塞了责任人申请破产逃避债务的漏洞，明确规定深水地平线爆炸事件责任人申请破产，受害人仍然可以行使追索权。立法如此快速地跟进，有助于国家意志迅速介入到漫长的侵权损害赔偿当中去。并且其内容也对传统民法理论有所突破，不失为当今应对高风险的能源产业所产生的侵权损害的可行方法。

2010年7月3日，福建上杭紫金山铜矿湿法厂部分含铜酸水自污水池下方的排洪涵洞流入汀江，导致汀江部分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下游出现大量网箱鱼死亡。7月12日，紫金矿业A股和H股12日突然全日停牌，公司晚间发布公告说明污染事件。

7月13日，上杭县政府已对水库死鱼按每斤6元进行回收，对鱼苗按每斤12元回收，回收款由县政府暂时垫资，待实际损失核查清楚后最终由紫金矿业承担支付。对部分死鱼快速打捞、填埋，进行无害化处理。为防止死鱼进入市场，该县加强对水产品市场监管和检测，在乡镇主要路口设站，严防死鱼外流。

1.政府主动积极介入、承担责任，为解决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政府将此次事件作为一次公共事件加以干预和处理，并主动承担了应有的管理责任。如前所述，事发后，政府快速出击，事件发生之后立刻制定了相应的方案，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渔民损失，暂时缓解了民愤。此外，对部分死鱼快速打捞、填埋，进行无害化处理。为防止死鱼进入市场，该县加强对水产品市场监管和检测，在乡镇主要路口设站，严防死鱼外流。一系列措施比较有效地控制了事态的恶化，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不过，政府回收方案是针对所有受害人而制定的，标准仍嫌过于单一、缺少灵活性

2.各种责任追究同时进行。此次事件涉及多种法律责任，事件发生后，各职能部门分别履行职责，迅速追究了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有关责任人和主管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和党纪政纪追究，同时对涉及的有关制度进行了反思和改革。这种相对全面的责任追究也为民事赔偿处理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环境侵权责任风险承担不够合理。从事件处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渔民的赔偿采取的是政府先行赔偿，再向企业追偿的模式。这就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若侵权企业是如财大气粗的紫金还好，不然，岂不是要花着纳税人的钱为企业买单?其次，责任主体过窄，风险没有分散。对此，应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规体系。在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规中明确企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要求，实行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政策(即对某些高环境风险的企业从法规上明确必须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其他环境风险相对较低的企业实行自愿参保)。

3.作为责任方，紫金矿业除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外，时候处理措施比较恰当，态度积极。如前所述，事后紫金矿业曾就污染事件多次公开致歉，并承诺处理好相应问题。而为保障上杭民众用水安全，紫金矿业也投入大笔资金修建新水厂。

4.整个事件的处理反映出一种“亡羊补牢”式的滞后性特点。据相关报道，紫金矿业虽然作为一个知名企业光环笼罩，但环保问题一直就是其软肋，多受诟病。而直到此次“污染门”事件问题大爆发之后，才得到公众广泛热议。可见，无论民众还是企业均缺乏相应的环保意识。而事实上，事发后紫金矿业股票不跌反涨也暴露出股民环保风险意识缺乏的问题。

首先，以受害人的救济为核心。在处理大规模环境侵权案件中，往往交织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如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惩戒、推进法律制度的创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协调、权利义务的再分配、政府职能的完善，等等。正如庞德所言“对各种利益的承认或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的界限，最终都是按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而进行的。”[1]因此，我们必须以受害人的救济核心，在此前提下权衡利弊，采取最有利于受害人获得救济的处理方式。例如，政府的积极介入行为虽有诸多争议，但却能有效提高救济的及时性和全面性;美国敦促英国石油公司公司设立损害赔偿基金的做法，虽不能完全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但处理程序的简单易行，无疑减少了受害人诉讼成本，解决了受害人燃眉之急。相较之下，集团诉讼虽具有独特的优点，但对受害人而言成本过高，周期太长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宜轻易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