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破产法上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追究思维导图

破产欺诈历来是各国破产法所严厉打击的对象。《企业破产法》设置了较以前立法更为完善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该法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1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该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法第33条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根据《企业破产法》以上3条的规定，管理人行使撤销请求权，有权追回债务人的财产，并将其归属于债务人财产之中，从而纠正债务人的欺诈性转让和偏颇性清偿， 以实现全体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

撤销权的行使是确定和追究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赔偿责任的先决条件。明确行使撤销权的主体也自然成为追究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赔偿责任的先决条件。《企业破产法》有关撤销权的主要条款都明确地把撤销权的行使授予管理人。但是，撤销权的行使并不自动构成对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赔偿责任的追究。撤销权的行使对于管理人而言只是其对法院的一种请求权，管理人自身不能径直行使撤销权，必须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才能行使 .在撤销权之诉中，债务人不是被告，只有偏颇性清偿或欺诈性转让的对方当事人或转受人才能作为诉讼的被告。 作为承担个人责任的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成为诉讼中的被告。为了追究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赔偿责任，权利主体只能根据撤销权之诉的结果另行单独起诉。

破产法上的撤销权与合同法上的撤销权既具有相同的法理，也存在制度上的差异。合同法上的撤销权制度作为债的保全制度，其功能仅在于保全债权，而不在于保证债权的实现。 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制度的功能则在于增加债务人财产，从而有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债权人、债务人承担不能追回的财产损失的填补责任，这种填补责任的范围在撤销权之诉获得胜诉之判决时即可得到确定。如果管理人另行提起对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民事诉讼，从追求破产程序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的角度而言，只会增加破产程序成本，使破产程序变得更为复杂，这不仅是对债务人财产的浪费，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一种消极保护。如果赋予法院民事责任核定权，管理人只需以撤销权之诉的生效判决为依据，请求法院核定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债权人承担不能追回的财产损失的填补责任。但是《企业破产法》并未赋予法院拥有这样的核定权。

《企业破产法》第128条下民事责任追究机制的核心应当是，《企业破产法》在将撤销权明确授予管理人的同时，也应有条件地承认债权人会议、债务人的撤销权， 同时亦应赋予法院根据撤销权之诉的生效判决核定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赔偿责任的权力。 与此相应，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应具有相应的上诉权。

我国的公司法经过2005年修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对地完善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民事责任制度。《公司法》第148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同法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构成了《企业破产法》第125条的法律根据。立法者考虑到中国企业治理的现状，在破产法中植入第125条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但是，《公司法》在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责任承担范围、 高管人员相互间的连带责任 以及归责原则 等方面，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已经给《公司法》上的派生诉讼、股东诉讼带来诸多困难。公司法的不足也将使得企业破产法第125条规定的民事责任追究缺乏明确的具体法律支撑和方向指引。破产法如何以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基础，确立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是构建债务人企业高管人员民事法律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的基础，也是今后破严法完善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个完善的民事责任追究机制是实现民事责任制度的保障。《公司法》上初步形成了以股东派生诉讼为核心，包括股东诉讼和公司诉讼的损失赔偿制度，力图使公司治理中的损失赔偿得到司法上的保障。企业破产法也应建立以管理人 诉讼为核心，以债权人诉讼、债务人诉讼和承认债务人股东诉讼为辅助的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追究制度。尽管企业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债权人会议的职权，但均未涉及对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追究。另外，破产法也规定，重整程序中的债务人可以行使破产管理人的职权，但对债务人是否有权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却未作任何规定。 至于债务人的股东权利，破产法更是只字未提。可以说，破产法缺乏其第125条下民事责任的追究机制。

学界有一种对管理人期待过高的倾向，期待把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重任完全寄托于破产管理人。 破产法应当在区分破产清算程序、重整程序和和解程序 的前提下，分别考虑破产管理人、债务人和债权人会议在各个不同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明确破产管理人职责的前提下，也赋予债务人、债务人股东以及债权人会议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以此构建一个以管理人为中心，以其他主体为辅助的清晰的责任追究机制。

在重整程序下，除管理人有权追究破产法第125条下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外，债务人的股东也应具有同样的权利。债务人财产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集合体，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重整计划各自获取一种相对平衡的利益。这是一种债权人获得利益分配、债务人获得财务减负之间的平衡，是破产法所追求的一种完美。 而债务人的利益实质上体现为债务人股东的利益。只要没有证明或不能证明债务人“资不抵债”，股东的利益就是存在的。 债务人的股东出于寻求对债务人控制权或追究导致企业陷入破产状态的原因目的，在重整程序中也可能提起派生诉讼，追究高管人员因违反忠实和勤勉义务而致使企业破产的民事责任。但是，破产法缺少《美国破产法》中的“股权持有人委员会”的类似规定， 没有为债务人股东的登场预留任何空间，股东的权利被遗漏了。提起派生诉讼是股东的重要权利之一，即使在重整程序中也是存在的。股东的权利，如果仍然继续存在，就永远是股东的权利，只能被限制，而不能被剥夺。既然破产法第125条以违反忠实和勤勉义务而致使企业破产为高管人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债务人的股东就有权提起派生诉讼，追究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

债务人、债权人会议也具有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依据破产法第73条之规定，债务人可以行使管理人的职权。对此，如果作扩大性解释，债务人在重整期间当然亦有权追究(原)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由于重整程序中管理人的强制性存在，当管理人不履行或拒绝履行其职责时，应当承认债务人、债权人会议追究原任或现任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权利，从责任追究的运行机制上形成对管理人履行职责的真正监督。

与重整程序相同，在和解程序下，管理人、债务人、债务人的股东以及债权人会议均应有权依据第125条规定追究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但这种追究机制可能会受到和解协议的影响。 和解协议一旦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并经法院裁定认可，和解程序即告终结。除非和解协议明确规定追究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否则在和解协议生效后，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将应当被法律行为豁免。

民事责任具有强制性和任意性的双重属性。民事责任的任意性表现为受害人可以不追究责任人承担责任。在破产程序中，如果管理人、债权人会议、债务人以及债务人股东均不提起针对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诉讼，债务人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将得不到追究。破产法第125条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和勤勉义务而致使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表明：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是某一追究主体的义务。显然，债权人会议、债务人股东并不承担这样的义务，只有管理人和债务人才承担这样的义务，而在二者之间，管理人承担主要义务，债务人承担辅助义务。由此可见，建立以管理人为中心、以债务人、债务人股东、债权人会议为辅助的责任追究机制，是实现该法第125条民事责任制度的核心。

在追究破产企业高管人员民事责任方面，法国破产法和日本破产法均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就参考与借鉴意义而言，法国破产法规定了相对广泛的追究主体，而日本破产法则规定简捷、经济的审判机制。

《法国商法典》第6卷第624—3条规定：“当一法人进行司法重整或司法清算程序时，显示资产不足，是在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加剧了此种资产不足的情况下，法庭可以决定法人的债务，由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全体领导人(不论其是否领取担任领导职务的报酬)，或者其中的一部分领导人，连带或者不连带全部或部分承担债务。”本条规定类似于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25条的规定，它强调企业领导人对因其经营不善而致使企业破产时承担连带或不连带的全部或部分赔偿责任，这种责任由法庭决定，如果企业领导人不履行这种赔偿责任，“法庭可以宣告司法重整或者司法清算程序”(第624—4条)。

该法第624—5条的规定则相当于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28条的规定，基本上包括了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1、32、33条所规定的各种情形。该条规定：“在法人进行司法重整或者司法清算的情况下，对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任何领导人，无论是否领取报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庭可以宣告开始司法重整或者司法清算程序。”上述两种诉讼的时效均为3年。《法国商法典》第六卷第624.一6条规定：“在第624—3条至第624—5条规定的情况下，法庭可以依职权，或者应司法管理人、债权人代表、方案实施监察员、清算人或者检察官的请求立案。”

日本破产法建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核定制度”的核心是：不以通常的民事诉讼的方式，而是以法院单方口头或书面讯问的方式进行赔偿责任核定审判;该核定审判既可以基于破产管理人的请求，也可以基于法院自身的判断;当破产管理人提出核定审判时，其有义务向法庭说明申请的理由和事实根据。建立“损害赔偿请求权核定制度”的基本目的在于在通常的民事诉讼制度之外创建一种更加简洁、经济和效率的责任追究机制，使对破产企业管理人员的责任追究变得容易。

结语波斯纳说：“法律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个概念或一组概念。”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情况下制定的《企业破产法》，就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而言，已经提供了一组概念，要变成一种活动则有赖于我国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在实践中逐步明确和完善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追究主体和法院职权为核心的责任追究机制，这是实现破产法的债务人企业高管人员民事责任制度的制度保障。如果在今后的破产法实践中，出现责任追究主体不明，或出现诉讼案件激增、诉讼成本过高、时间过长，我国则可以考虑借鉴法国和日本破产法的法人高管人员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等方式，构筑“债务人高管人员责任追究制度”，例如，确立管理人在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追究机制中的中心地位，并将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作为管理人所应履行的重要职责之一;在不与管理人发生竞合的情况下，承认债务人股东在破产程序中仍然具有以派生诉讼方式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权利;在管理人怠于履行或拒绝履行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前置程序下，承认债权人会议、债务人具有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权利;尝试建立追究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核定审判程序，赋予法院相应的核定权;规定对核定审判裁定的上诉程序。从程序法的角度而言，破产法既依赖民事诉讼法，又独立于民事诉讼法，应当在借用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上构筑更有效率的破产法程序。

注释：甘培忠，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赵文贵，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