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凭证的作用有哪些思维导图

（一）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债权凭证是人民法院根据原生效法律文书制作的，主要作用就是确定依法执行不能实现的债权权益和数额，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和公信力，实质上是对既往执行程序的总结，较为直观地体现了债务的强制履行情况。

（二）终结现行执行程序，在一定条件下作为新执行依据，启动新的执行程序。执行程序终结有执行依据的终结和个别程序终结之分。个别依据终结主要是指执行依据所载实体权利消灭的情形，执行程序终结并不意味着执行依据强制执行力的消灭，但申请人丧失了依原法律文书的再申请执行权。而债权凭证根据既判力、既执力的扩张而成为原实体权利的载体，成为新的执行依据。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同时终结执行程序，当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能以债权凭证作为执行依据申请法院执行，启动新的执行程序，以实现其债权。

（三）中断执行时效，延长申请执行期限。《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为6个月……”，申请执行期限过短，导致法定债权的保护比一般权利的保护还要处于不利地位。实施债权凭证制度，将债权凭证的发放视为执行时效中断的情形，将债务人重具履行能力作为执行时效重新起算的原因。只要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就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这就弥补了法定申请执行期限过短的缺陷，增加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机会。

首先，债权凭证的自然属性只是一种债权，并不是什么司法行为，要改变其自然属性必须要有法律论据，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债权凭证”所被赋予的司法内涵，并不如主张实施该制度者所认为的那样合法、合理。相反，债权凭证的所谓法律依据是经不起推敲的。换句话说，“债权凭证”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想回避一种执结率矛盾需求应运而生的，它自身不具有代表任何的法律意义实质，如果人们强制赋予它在执行中所需要的法律意义的话，结果只能造成法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均没有规定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以终结执行程序。严格说来，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无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而且，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债务人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能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而不能作为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已经明确“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中止执行的事由，而不是将其作为终结执行的事由。此外，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一旦裁定终结执行，执行程序就永远不能恢复，前面上用的观点所指出的民诉法第235条1、5项，并无明文规定可以恢复执行。而将“债权凭证”作为执行根据再申请执行，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当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并因此终结执行程序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违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法定性原则。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