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探讨思维导图

(1)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其具体表现为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的分离。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分别归属于投资人和债权人(如果企业有负债)。企业资产是形成企业经济实体的基础,其所有权归属决定企业的所有权归属。由此可见,企业1旦举债,则企业的所有权人就不止只有投资人,还应包括债权人。

(2)资产所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必须通过由企业经营者“控制”的资产经营运动才能实现。根据所有权的原则,因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应归资产所有者(包括债权人)所有。同时也产生风险,包括道德风险或经营风险。此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当然也归属于资产所有者——投资人和债权人。这就产生了代理成本: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

(3)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公司治理结构主要研究如何确保公司资金的提供者能获得投资收益。出资者如何使得管理者分1部分利润给他们?如何防止管理者偷窃他们所有的资本或胡乱运用他们所有的资本?如何控制管理者?公司治理可以从公司管理受多种利益相关者影响这1角度来定义，这些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股东、(债权)银行、雇员、供货商与客户以及政府,此外产品市场、公司法等制度因素也影响公司治理。

(1)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负债水平高。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率,决定了我国必需重视债权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问题。有关资料说明这样1个事实:多年来,在所有企业的资产总额中,债权人的出资额远大于投资人的出资额。债权人为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债权人为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资源,甚至远远超过了股东;债权人承担的公司风险,与股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债权人构成了现代公司的主要参与者,是有“份”无“名”的“无名英雄”。这是现代公司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2)尽管股权分置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但在我国的大多数股份制企业中,还普遍存在着“国有股”1股独大的现象,而且流通性差,股权集中。这种“国有股”1股独大、非流通、股权集中,直接造成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干预任命,通过公开市场收购股票以并购公司变得非常困难或者说不可能,这就使得我国处于萌芽状态的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对企业经理人构成的压力大大降低甚至消失。加上第1大股东“国有股”的缺位,债权治理又被排斥,外部市场对公司的监控非常软弱,导致公司“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可为所欲为,肆意侵害其他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3)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使得债权人无法对所贷出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债权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仅强调贷款的独立性,更加关心借出资金的安全性。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使得债权人很难透彻了解经营者对其借出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效果。现实中就有不少国有企业利用改制上市,“关、停、并、转”等方式大肆逃废其对银行的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

根据资产负债率的不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1是高资产负债率公司(资产负债率在60%以上的公司)应主要借鉴日本的主银行制，建立股权与债权的共同治理的模式。这1类公司属于高负债型，公司经营的风险对债权人的总体影响甚至超过对股东的总体影响，所以，在这种类型的公司中，应保持债权人的治理权。虽然从理论上说，债权人的权力边界以追索债务本息为限，但实践中，由于债权人承担了企业经营风险的大部分，所以，事实上，债权人有必要与公司治理。主银行制中，银行就是以股东和债权人双重身份参与公司治理的。主银行制的主要内容是：①企业选定1家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往来银行，并主要从这家银行取得贷款;②银行持有企业的股份，并派员参与企业的财务管理;③当企业经营出现困境以至破产清算时，则由其主银行牵头负责。

2是资产负债率适中的企业，采用相机治理机制。资产负债率在50%左右，说明企业的股权与债权大致参半，企业经营对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是大致相同的。相机治理机制包括事前治理、事中治理和事后治理。事前治理指投资者对法人企业提出的投资项目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价和考查。事中治理是指资金注入企业后，投资者介入法人企业，直接检查经理人员的经营行为和企业的运营状况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事后治理是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其参与企业治理的手段主要有3个：①当债权人认为企业的困难只是1时性的，有挽救的可能和发展的前景时，对企业实行挽救政策，追加注入资金;②当债权人认为企业无发展前景或者无力对其挽救时，对企业强制履行债权合约，硬化债务约束;③当企业出现企业资不抵债的危机时，债权人对其实施破产程序。

我国公司债权人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1，可以克服中小投资者监督能力不足的缺陷，节约其代理成本。第2，银行具有从外部获取信息的优势，从而有助于克服国有股东单1监督主体的信息缺陷。第3，有利于使过度集中的国有股权分散化，减轻国有股的委托代理成本与风险。第4，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第5，加强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外部监督机制，从而减少因制度不和谐而导致公司治理增加的边际成本，降低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形成合理的权义配置机制，完善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