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执法第一方成为超级医闹思维导图

无论互联网带来怎样的便捷，至少我们至今都没有见到交通警察的高官开微博煽风点火让人“别学驾”。我们也没有见到汶川地震发生后，救援队伍的高官开博客或者开微博煽风点火让人“别当农”（汶川地震中居住条件差的农民受灾让人揪心）。然而，我们却能够时不时地见到一位医疗执法队伍的高官，面对每年都多倍于交通事故致死人数、汶川地震致死人数的医疗损害现实，不好好研究怎样提高医疗违法的执法力度、控制医疗损害和医患矛盾的发生率，而公开开微博煽风点火“别学医”。 纠纷现场往往见不到穿制服的医药卫生执法人员

在解决交通事故损害纠纷中，交通警察是国家和社会仰仗的查处违法“第一方”主体；在地质灾害发生后，救援队伍是国家和社会仰仗的“第一方”主体。同样，在医疗损害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医药卫生行政机关是国家和社会早已仰仗的查处违法“第一方”主体。

医药卫生行政有法不依，在每天每分钟都发生的医疗损害事件面前，架空医疗违法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程序，一面让受害人去追究医疗违法民事责任，一面利用行业会员机构秘密意志（所谓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牵制医疗违法民事责任追究，一面又对受害人私力索赔而狰狞毕露，包括把维权者打为“医闹”、用人民警察强力对待等等。而国家医药卫生法律法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建立的医药卫生行政执法队伍却隐遁得无影无踪，任凭死者遗属呼天抢地，任凭医生被责骂殴打。

近年来，这股查处医药违法的法定“第一方”力量居然撇开自身职责，对医药违法的受害方不加同情，对身处道德和人身安全双重窘境的第一线医护人员不加以制度变革“救援”、不加以行政执法理清疏通，反而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说着狠话、挖苦话、风凉话。这些行政执法的“第一方”究竟是何居心？害怕医学发展吗？害怕履行神圣职责的医生队伍发展吗？害怕医患关系和谐吗？

国家新医改方案和侵权责任法把回归民生化公益化办医和行医方向、追究医药违法责任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国家领导人多年来反复强调医患矛盾恶化的责任不在于医患双方，而在于国家旧的片面逐利的体制和制度。国家已经义无反顾地在改革这个片面逐利的体制和制度。

脱去自身的“制服”（执法职责），躲在灾祸现场周围煽风点火的“便衣”执法高官，沦为超级医闹，将比任何被他们指责的“医闹”都可怕。因为他们对上无报效之心，对下无同情心无服务心，他们根本忘记了自己是谁，既心无衣食父母又心无效忠上级，既目无国家法律又目无人情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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