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需先保证医疗机构合理收益思维导图

好医生拼命往效益好的医院跑，进而导致“基层医院无人问津，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不在少数。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应该说与“看病难、看病贵”有很大关系，在这一点上，业界看得很清楚，才有了“强基层”的呼声的高涨。

说到医生收入，国外医生收入都很高，只不过他们是通过向患者提供服务获取劳动成果，而中国过去的尴尬是医疗机构要靠卖高价药、过度医疗为生。据笔者了解，很多荷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疼脑热、上吐下泻，医生却只是告知他们回去多喝水，多休息，等待自然康复。这些医生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无法从开药过程中获得任何利益。

投入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有人简单地将“看病难”归咎于政府投入不足，笔者以为这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新医改前，政府财政投入在全部医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相当有限，然而，如果增加的投入是直接补给供方的话，那么供方有可能更加无视需方的需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为投入买单的人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而是政府。

英国是典型的政府举办医疗机构的国家，他们实行全民免费的医疗福利制度，民众可根据居住地点或工作地点选择到某个诊所注册，诊所根据注册人数的多少，从国家财政中领取经费。通过补需方，让所有人都能病有所医，通过民众的自由选择权，确保了市场的有效性。

当然，国际更通行的做法是支持民众参加各种医疗保险，由医疗保险机构监督医生的行为。目前我国各地的基础医疗保险，很多都是由政府办的医保承办机构垄断经营，缺乏必要的竞争，不妨允许参保人在多个医疗保险机构中进行自由选择。这样一来，医保机构才会努力争取以最小的成本向医院、药店、药厂为参保人争取尽量多的医疗服务，进而吸引更多的人选择自己。

“看病贵”不止因为药价

另一方面，“看病贵”是老百姓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也是今后新医改急需要解决的。

“看病贵”到底贵在何处？很多人将目光集中在药价上，这根本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对于某种疾病而言，药疗只是手段，正确的诊断和好的治疗方案也是非常重要的。药价再低，如果诊断不准，治疗方案不佳，药吃一箩筐不仅可能治不好病，还可能致病。从一定程度上说，不正确的诊断和不合理的治疗方案给病人造成的损失，不比高价药小。所以，除了合理控制药价，也要监督和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

2010年，我国密集发布了多种临床诊疗指南，如《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儿童肺炎链球菌性疾病防治技术指南》、《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儿童孤独症诊疗康复指南》、《“超级细菌”感染诊疗指南》等，对指导医生的诊疗行为有很大帮助。类似的做法也是国际通行的。如荷兰的药品使用标准大纲，一旦医生用药超出这一大纲并引起医疗事故，就会受到轻则罚款、重则吊销资格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