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代表正名之困思维导图

在中国存在约30年、百万从业人数的医药代表，有望在今年获得“名分”。

今年1月10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总裁刘贞贤对媒体表示，“医药代表认证”制度未来成为国家行业性规范政策的希望是很大的，目前已得到卫生部、人保部、中国医师协会等机构的支持。

但据知情人士向新金融记者透露，目前所谓的官方支持只是停留在个别官员的口头形式上，并没有现实动作予以推动。

RDPAC“医药代表专业培训”是目前我国唯一较成熟的医药代表行业规范培训项目，但只是在RDPAC的37个跨国药企会员单位内部开展。该项目负责人对新金融记者表示，目前参加培训的有3万多人，通过培训考试的2.78万人，合格率为92%。

但是人数不足三万的“有证”医药代表，对于国内数千家药企的数百万医药代表来说，仍然是冰山一角。上述人士指出，RDPAC属于民间组织，没有特别的官方背景，该项目在国内所有药企中推行开来目前并不现实。“该项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抛砖引玉，最终还是希望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去做这个事。”

先行者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目前“医药代表”这一职业认证还处在申请阶段。没有被收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职业大典》）里，这就意味着在出台一系列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方面存在障碍。

而安邦咨询医药行业研究员边晨光认为，在现有的医疗体制内，医药代表想通过一纸认证打赢“翻身仗”，仍然困难重重。

从业

每当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看到“医药代表禁止入内”的牌子，郑燕（化名）都觉得很委屈，尽管她非常喜欢医药代表这份工作。

郑燕今年28岁，目前在某日资药企供职，2004年通过RDPAC医药代表专业培训考试，拿到证书。拿到证后，她所供职的公司还会定期考核医药代表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学术推广能力。“其实医生很愿意和学术性医药代表成为朋友，以帮助他们掌握更多的药学知识”

但她也不得不承认，因为部分医药代表的不法行为，使人们把这整个职业都妖魔化了，往往忽视了医药代表最重要的职责——药企与医院的沟通桥梁。

“向医生传递最新的医药知识，为药企收集不良反应信息……”对于医药代表的职责，顾斌（化名）似乎比郑燕更熟稔于心。他是山东某知名药企的医药代表，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履行过上述职责。当医生问他推广的药品有何注意事项时，他就把说明书一推，“最多就是把药品的亮点说一说。重要的是和医生谈‘开多少药、给多少钱’。”

两个人的职业名称相同，工作方式却相去甚远。

国家食药监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所长林建宁预测，我国药品市场2011年有望达到1340亿美元，占到全球药品市场15%的市场份额，跻身全球第三大药品市场。

对于中国医药市场的繁荣，部分医药代表“功不可没”。商务部曾对进行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做过统计：每年侵吞的国家资产约为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

于是，对医药代表加以培训、设立准入机制和完善规范法规，显得尤为重要。而要做到这一切，需先从“入籍”开始。

入籍

郑燕时常感到被工作压得有些透不过气。公司规定医药代表每个月至少与两家医院医生做学术推广活动；除了每周写一份翔实的工作报告上交总部外，还要完成各项培训考核；春假之前，与医生做好人情也马虎不得，当然是私下自费进行的，“公司的法律部，对我们查得很严。”

郑燕偶尔羡慕医药代表最初进入中国时的工作状态。比她年长20岁的销售经理回忆称，上世纪80年代，只要他们（那时只有跨国药企医药代表）去医院，一进大厅就会看到墙上悬挂着“热烈欢迎XX企业医药代表莅临本院”的条幅，而他们的工作只是讲药，讲完就走，如果医院需要推广的药品就会主动联系他们。“那时候医生和医药代表的关系很纯粹。”郑燕说，“后来，本土药企发展起来，彼此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才开始慢慢出现‘带金销售’等违规行为，医药代表演变成了人们心中收受回扣、商业贿赂的反面典型。”

郑燕说，为了避嫌，她的很多同行朋友名片上的职位不再是“医药代表”，比如辉瑞制药把医药代表称作“学术推广专员”。而RDPAC在进行医药代表职业申请的时候，也曾考虑过将其改作“医药信息沟通员”，以便重新为医药代表树立形象。

无论名称最终换成什么，这个在中国存在约30年、百万从业人数的职业，目前仍没有进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编制的《职业大典》，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这就意味着，对这个职业，国家还没有正式、具体的管理部门，也就难以有一系列完善的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对医药代表进行规范化管理。”RDPAC内部人士对新金融记者表示。

人保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指导处处长葛恒双曾公开表示，根据我国界定职业原则，医药代表符合成为独立职业的条件。但现在需要论证的是医药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医药商品购销员是否交叉。只有证明医药代表的工作不同于医药商品购销员，或者医药代表的工作中销售只占一

人数不足三万的“有证”医药代表，对于国内数千家药企的数百万医药代表来说，仍然是冰山一角。

“以药养医”等现行医疗体制的弊端，才是阻碍医药代表步入正轨的绊脚石。

小部分，才能论证医药代表独立出来的必要性。

另外一个阻滞医药代表职业申请工作的原因是，2009年-2010年，人保部暂停开展《职业大典》更新工作。不过上述RDPAC人士称，将医药代表列入《职业大典》一事已得到卫生部人才交流中心、人社部以及国内医药学协会的支持，今年或有望“入籍”。

监管

卫生部对医药代表的监管行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在今年1月13日召开的全国卫生系统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会议上获悉，2011年，卫生部将加强对医院领导班子和重点科室负责人的监督，加强医药代表管理，严厉打击行贿行为，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监管部门这种阵风似的专项行动在边晨光看来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约束作用，他举例称，在2006年医药行业那次“反商业贿赂风暴”中，国内药企纷纷让医药代表们暂停手头的工作出去“避避风头”，等过了风口，再出来工作。他认为，建立起规范医药代表行为的相关法律，并专设部门予以监督处罚，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药品商业贿赂现象。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医药代表的专门立法。据RDPAC“医药代表专业培训”项目负责人回忆，在2008年底，卫生部曾起草一份《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草案，并向RDPAC征集过意见，但截至目前还是没有推出。他分析称，该办法里有些条款可能并不容易执行，比如规定医药代表去医院必须先到部门备案，但是按每家医院至少有对应2000至3000种药物的医药代表，如果都先备案的话，比较难以实现。

上述人士介绍称，国外医药代表的行为更多是靠行业协会来约束，而不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比如日本和英国。有的医药专家认为，行业内部的行为自律准则，往往超越了法律的要求，为企业规范设立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有超过4000家医药企业（美国则不超过30家），医药代表数量更是数以百万计，而根据IMS的一项统计，2010年-2012年跨国药企预计在华招募超过2万名医药代表，很多公司迅速在今明两年实现销售代表数的翻番。如此庞大的监管对象，靠行业协会来督促，实属不易。

边晨光对新金融记者表示，除了行业督促，美国对于医药行业严厉的监管体系也在发挥着作用。2009年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曾因不当营销处方药向美国司法部支付了23亿美元罚款，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不当营销处方药开出的最大罚单。边晨光认为，这笔罚款对于我国本土药企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在辉瑞被罚事件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这次辉瑞事件有6个检举人，其中有5个是辉瑞自己的员工，他们敢于挑战全球最大的医药企业，是因为美国政府为加强对医药行业管理，允许检举人分享罚金，据悉，每人可以分享2000万美元的罚金。这一监管方法值得我国政府借鉴。

但是，究竟哪个部门监管医药代表行为，至今仍不明朗。RDPAC内部人士告诉新金融记者，目前监管主体的确定非常“复杂”，因为药品流通行业的管理部门是商务部；药企经营行为由工商局监管；医药代表职业管理是人保部来审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由卫生部来推动；药品安全由国家食药监局来主抓……

业界担忧，医药代表不法行为的多头监管很容易出现监管空当。比如对于违规药品广告的监管问题，国家食药监局对药品广告只有监管权，却没有处罚权，而处罚权一般由当地工商部门进行，这中间很容易出现监管漏洞，让部分违规发布广告的行为逃脱制裁。

未来

对于郑燕而言，获得RDPAC认证是每个优秀医药代表的必备条件。“如果医生没有医师资格证，他给患者看病心里能有底吗？我们医药代表也一样。”她回忆起当年拿到医药代表专业培训证书时的兴奋心情，她考了92分，公司要求90分以上才算合格。想要合格并不容易，因为背牢13套模拟卷的所有题目，才能得到90分（满分100），其余的题目要在两册教材中寻找。

郑燕相信，医药代表认证机制早晚会普及所有药企，这是好事，至少能净化这一职业，逐渐被公众认可。

听到“医药代表认证或成官方强制性政策”的消息，高中学历的顾斌却颇为淡然。他想象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老总不会不管公司里这1500多个医药代表的，“大家都不上岗推销，那岂不乱了套，老总肯定有办法！”

边晨光道出一个不争的事实，本土中型以上药企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如果有什么闪失，当地政府往往会出面协调。顾斌所供职的药企，每次举办重要活动，当地发改委、卫生局、国家食药监局、物价局、公安局的主要领导都会悉数到场。“这么强大的关系网，还搞不定一个证？”顾斌说。

国内很多医药代表和顾斌一样，没什么医药专业背景，干这行只是为了多挣钱，顾斌喜欢重复一句老话——三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刚入行时，他想过自考个大专文凭，学学生物工程，但最终放弃了。他说，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用不到这些“虚”的东西。

部分医药代表的浮躁心态倒映出本土医药企业对利润的疯狂追逐。有药品研究领域专家曾指出，目前国产药品基本全是仿制药，经常有超过100家甚至200多家企业生产同一品种药品的现象，而从事药品研发和创新的药企却很少，国内纯原研药品只有6种以下。

边晨光认为，由于上述原因，几千家本土药企长期陷入低价竞争当中，从而不舍得在医药代表的专业培训方面投入成本。为了在目前七千亿元规模的中国药品市场站稳脚跟，不论是跨国药企还是本土药企，其销售队伍仍在加速扩张之中，医药代表的专业素质将越来越难以保证。

顾斌坦言，自己还是很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药代表的，不能一辈子侥幸工作。但现实往往身不由己，即使将来通过了医药代表认证，也不能改变工作方式。边晨光认为，“以药养医”等现行医疗体制的弊端，才是阻碍医药代表步入正轨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