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犯器官捐献调查思维导图

媒体的延伸解读，使处于隐性状态的死刑犯器官捐献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根据较权威的说法，多年以来，大陆医疗及科研机构获得的人体器官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的自愿捐献。宋留根等人的身后传言，令大陆死刑犯器官的自愿捐献模式变得格外敏感。

黑皮本上的名单

网上报告称，宋留根团伙案中七名死刑犯的器官被河南两家医疗机构摘取和移植。其中，张广明、毛海军、陈华的视网膜，刘慈恩、刘文贤、王明军、刘强的肾脏器官被摘取，仅该团伙主犯宋留根、马献洲的器官没有被摘取。

贾涵证明，刘慈恩的尸体是完整的，其他尸体被塑料袋包裹，她不能接近，无从证实尸体器官是否被摘取。而宋留根的大哥和其他死刑犯家属说，他们无法接近刑场，也不准接近遗体。但他们表示倾向相信报告所言。

下午，记者又抵达网上报告提及的河南许昌市某医院。在5楼肾内科，该科主任医师孙力（化名）透露说，许昌新近处决一批犯人，“产生四个肾”，但自己所在的医院“关系不够铁，一个也没有拿到。”孙介绍说，郑州市肾移植实力雄厚，该市有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州市第三医院、第四医院、空军医院等几家医院可做肾移植手术。孙很热心地给记者写了一封介绍信，建议记者去郑州，找一位叫彭明（化名）的肾移植专家。

彭先拿出一个本子，上面写着众多需要换肾的患者名单。随后，他又从办公桌右侧第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黑皮本子，写得密密麻麻。彭说，这是被一审宣判死刑的部分死刑犯，“打钩的都是被用过的”。

记者看到本子的每一页上，写着11个左右死刑犯的相关信息，他们分别来自焦作、三门峡、安阳等地。记者注意到一个叫杜××的名字后面，注明了“小三阳”、“三门峡”等字样。彭解释说，杜被三门峡法院宣判死刑，但还未处决。2004年8月27日，该医院一个姓杨的医生对其抽血配型，发现杜患有乙肝，“有传染病的，不能用。”

事后，《凤凰周刊》记者致电三门峡法院，核实确有一个叫杜××的待决死刑犯。

彭介绍说，这些记在本子上的死刑犯都没有超过30岁，“供体够用，那我就挑着用。”

彭把本子放回抽屉，压低嗓门说，“这是不能让人看到的。”不过，他又安慰说，死刑犯家属是不可能知道的。

彭称，去年，该院先后为140多名肾病患者施行换肾手术。

“自愿捐献”渐为公众知晓

对被处决的死刑犯现场取器官，显然并非郑州一地。

李璐介绍，心跳停止的人体，5分钟以后其肝脏就会丧失功能，肾脏也只能维持在半小时内。因此，对死刑犯的现场摘取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完成，并存放到冰盒或灌注保存液。

李璐目睹了医生摘取的肾，她描述说，“那只死刑犯提供的肾经过了修剪、灌洗、冰冻，已褪去血色，由内至外散发着一种乳白色光晕，令人感到些许圣洁；说它精致一点也不过分，甚至比任何美玉都珍贵。”

当天，该医院4台肾移植手术均获成功。事件已过去两个来月，李璐说自己至今无法摆脱那种特定状态下的焦虑感。

对死刑犯摘取器官一事虽一直处于隐性状态，但相关内情仍通过多种渠道渐露端倪。

明星的传播效应，使死刑犯器官被摘取利用的问题开始为公众知晓。其实，在医疗界，这早已不成其为秘密。2003年9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袁劲、陈忠华，就在其发表的《亲属活体器官捐赠的伦理学问题》一文中称：大陆用于移植的器官来源是无心跳尸体、脑死亡尸体和活体，主要来源是死刑犯自愿提供。

采访中，记者接触到的相关医生和司法人员均印证了这一说话。

现实中，死刑犯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报道，也屡屡见诸大陆媒体。一些死刑犯因捐献未果而留下最后“遗憾”。

这位资深人士也坦承，这么多年来，不排除有死刑犯器官被“巧取”、“强取”的案例。但他坚持认为，这种情况仅是个案。

然而，这些“个案”的积累，导致了外界对死刑犯自愿捐献行为的普遍质疑。

江西一媒体曾披露，2000年5月，江西农民付信荣因杀人罪被枪决。当地法院偷偷将其肾脏卖给江西某大医院，付父悲愤自杀。付信荣的姐姐为此委托律师起诉法院。

死刑犯器官捐献模式在“个案”冲击下变得面目模糊。

打“擦边球”，或越界“行驶”

知情者所说的“有据可依”，指的是1980年代初期，最高人民法院、卫生部等部门的一个联合发文。该文件明确规定，只有在死刑罪犯自愿并签名同意，或经其家属同意，并经有关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严格审查批准，医疗和科研机构方可利用死刑罪犯的尸体或尸体器官。

这份大陆迄今为止唯一指导死刑犯遗体处理的法规，确立了死刑犯本人和其家属处置死刑犯遗体的主导地位。

医学界资深人士介绍，1980年代，受器官移植技术和民众经济能力的制约，大陆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有限。在对死刑犯摘取器官数量少，且主要供应医疗卫生单位科研和教学使用的历史背景下，该暂行规定具有较强的约束性。

但至1990年代，大陆器官移植进入快车道。1989年以来，每年实施肾移植1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累计完成13594例次。当技术不再是器官移植障碍，大陆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很快初具雏形，且呈现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

知情者说，受利益驱动，1984年版《暂行规定》设置的某种状态下，对死刑犯摘取器官开的“小口子”不断被人为突破、扭曲。

“这也是一种无奈罢。” 知情者说，器官供体的指标要求之高与器官来源之窄，驱使相关操作者不断打“擦边球”，越界“行驶”。

死刑犯中多是一些罪大恶极犯罪人员，其家属往往因道德压力而心生羞耻，“无人收殓或拒绝收殓”的死刑犯尸体占相当数量。

还有反对者认为，死刑犯在等待执行期间，多是重镣在身，少有人身自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死刑犯容易被诱导或逼迫签下“自愿”。而依照1984年版的《暂行规定》，只要具备“自愿”前提即可，并未深究“自愿”的形成过程。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是目前大陆乃至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总住院医生张雅敏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谈到器官移植医院共同面临的困惑：器官来源的尴尬。他认为，并不能将这种尴尬简单理解为“缺乏规则的混乱”。“事实上，很多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正在逐步规范，以保证器官在非买卖状况下，能够到达最有需求的地方。”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福建省的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尤具积极意义。它对倒卖器官的重罚原则，体现了鲜明的人权保护意识。但它也和此前一些省份出台的相关法规存有同样一个缺陷，那就是绕开了死刑犯器官捐献这一“是非之地”。

继续还是禁止

器官来源的尴尬还源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大陆传统文化中，一个死刑犯自愿提供器官通常被视为赎罪行为，民众普遍持欢迎立场。大陆媒体屡有此类传声。

《金陵晚报》在报道傅彪换肝事件时，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一位死囚的肝脏能救活一位艺术家，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是演艺圈的一件幸事。”

大陆医学界较普遍的观点是，对死刑犯摘取器官是“废物利用”，还可造福他人。继续还是禁止对死刑犯摘取器官的问题，在法学界也存在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