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思维导图

此次会议正值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成立一周年。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法工委、教育部、司法部的官员，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研究证据科学方面的专家悉数到场。另外，包括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威格莫尔RonaldJ.Allen教授在内的，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相关专家也共同参与了此次会议的讨论。

“这个领域能请到的专家几乎都到场了。”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对记者说。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祝二军法官宣读了首席大法官肖扬院长的贺信。肖扬在贺信中说：“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建立完善的证据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深入开展证据科学研究，促进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的紧密结合，将对证据理论的发展和证据制度的改革做出贡献。”

会后，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保生教授。正是在他的积极努力下，研究院在一年前顺利建成。他也是第一个提出“证据科学”概念的人。

记者：您能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证据科学”吗？我们研究这门科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张保生：证据科学这个概念似乎是2005年才出现的。这一年6月申报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时我们给了它一个定义：证据科学是研究证据采集、鉴定技术以及案件事实认定一般规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后来检索发现，2005年提出证据科学这一概念的还有两位美国学者，一位是特文宁教授2月份在一篇论述证据跨学科领域的文章中有个脚注说：在这一语境中，证据最好被叫做证据科学；另一位是舒姆教授12月份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迈向整合性的证据科学概念。这说明，中国学者与国外同行对证据科学这个概念拥有共同的发明权，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大致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通俗地说，证据科学是一门运用法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研究证据问题的科学。证据制度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打官司，就是打人情”的陈腐观念正逐渐为人们摈弃，“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的司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不过，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被认定。从佘祥林案、杜培武案、黄静案、邱兴华案、马加爵案到高莺莺案，司法审判中出现问题全都指向证据。

但我敢说，这类错案其实在任何国家都能找到。2002年7月《芝加哥论坛报》曾有一篇图文报道，一位白发老人17岁被判强奸罪入狱，60岁才因DNA鉴定得到平反。事实认定的科技手段不发达可能是产生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达马斯卡说，证据法的未来是一个“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问题”。

记者：你亲手设立的研究院已经有1岁了，这一年中有哪些研究成果？

张保生：证据科学研究院的宗旨，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两大领域、三个方向、四项任务。

一个目标，就是要破解事实认定的千古难题，这体现在我们“辨证据真伪，铸法治基石”的院训里。在这个目标下，研究院以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为两大研究领域，以法医学、物证技术和证据法学为三个研究方向，承担着四项任务：一是推动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的发展；二是努力解决司法实践面临的重大证据问题；三是培养证据科学人才；四是优化证据科学的服务。

由于具有文理交叉、研用一体的特色优势，去年我们承担了《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应用研究》、《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两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研究、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法庭科学技术标准化及证人证言心理学实验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记者：你们的研究哪些密切与实际相联，能举些例子吗？

张保生：我举一个例子。结合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的起草，我们今年6月至8月深入湖北、河南、北京和江苏的6所法院开展调研。

事实认定是一个经验推理过程，证据规定从本质上说是法官审判经验的总结。所以，除了借鉴国内外的理论成果之外，关键是立足中国司法实践，把中国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经验加以概括总结。

在调研中，审判实践一线的法官对我们带去的草案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和宝贵建议。应该说，从第三稿到提交这次研讨会的第四稿，几乎全部修改都吸收了这些意见。每次调研回来进行总结，大家都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学者虽然有理论知识，但对审判实践缺乏了解，所以要老老实实地向审判实践第一线的法官学习。

记者：为什么要召开此次会议？会议已经结束了，您怎么评价这次会议？

张保生：9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我对它的评价是体现了“三个结合”：一是证据法学与法庭科学结合，正如教育部的张东刚处长所说，它实际上开成了首届世界证据科学大会。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开过这两个学科专家在一起讨论证据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二是国际视角和中国经验结合，这是本次会议的主题。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与中国专家共同讨论证据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介绍自己国家的证据制度和实践经验，形成了互动。三是证据理论与司法实践结合，会议代表不仅囊括了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的著名学者，还有来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和地方司法机关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大家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讨论证据问题，形成了许多共识。

记者：这门科学发展中还有哪些问题吗？

记者：肖扬院长表示，对三大诉讼证据作统一规定或分别规定，可能各有利弊，但最终选择应当取决于中国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应当有利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完善。请谈谈《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认定规定》的草案进行情况？

张保生：《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认定规定》是我院承担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的一个子课题。

当时考虑，在三大诉讼法已分设证据专章的背景下，寻求证据单独立法几乎不可能。但我国证据制度尚不完善，不仅规则少，而且没体系，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也不利于法官从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一般原理来把握某一具体规定的要求。

三大诉讼法中证据规则共三十六条，相同或雷同的十条，占27.8%；相似的六条，占17%，重复内容达44.8%。最高法院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除附则共一百五十二条，其中雷同或近似的九十五条，占62.5%。这么多的重复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这也反映了制定统一证据规定的必要性，完全可以把重复的内容归纳、梳理，提炼为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一般原理或通则，而对不同的部分以分则或单书的形式作出规定。

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证据作出统一规定，有利于尽快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有利于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提供统一的证据标准。肖扬院长给研讨会的贺信，对我国证据法学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许多学者建议我们尽快对《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认定规定(专家建议稿)》作进一步的修改，尽快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统一证据规定是我国几代证据法学者的夙愿，像陈光中教授、江伟教授、毕玉谦教授等一大批学者都为此付出了心血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一定不负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