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责任保险可行性分析思维导图

侵权责任制度要求加害人对因自己的过错所致他人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责任自负的原则也决定了任何加害都不可能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他人。这就意味着医院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对该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必须独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医疗技术水平较低、人们对医疗的依赖性不大以及人们的权利意识不高的条件下，医疗纠纷和医疗损害赔偿不会成为医院的困扰和负担。但是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高涨，医疗纠纷开始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沉重的索赔使得医院陷入无休止的诉讼和赔偿之中。尤其是现代法律倾向于对作为弱势群体的患者的保护，举证责任的倒置、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大和赔偿数额增加，致使侵权责任在医疗领域中迅速扩张，医疗诉讼也随之高涨，这也使得一些医院在沉重的赔偿负担下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在美国，根据统计1978年每100名医生中就有16人医疗事故被起诉，而1965年每65名医生只1人被起诉;60%的妇科医生曾被起诉，20%曾被起诉3次以上[1]。侵权赔偿金的增长更令人瞠目，1998年至1999年医疗责任纠纷判决100万美元以上案例占4.5%，一些常见的医疗损害如脑损伤、瘫痪的平均赔偿金额分别高达45万美元和25万美元[2]。即使在我国，医疗纠纷案件也逐年攀升，赔偿数额从往年的数千、数万元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中华医院管理协会维权部对全国326所各级各类医院的调查统计显示，在326所医院中，一年内有98.47%的医院发生过医疗纠纷，赔偿金额6000多万元，平均每所赔偿21万元。全国县级以上医院一年的医疗纠纷索赔数额高达42亿元，已经占医院医疗收入的5.9%[3]。 2000年5月轰动一时的湖北龙风胎案赔偿数额更是高达286万，从而创下国内医疗纠纷个案的最高赔偿金额。在此种情形下，建立医疗损害赔偿的责任分担机制势在必行，而医疗责任保险无疑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医疗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责任的功效，即将集中于一个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分散于社会，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以降低医院的赔偿压力。同时，责任保险以收取廉价的保险费而不过分加重医生个人或医院财务负担的形式，使得受害人获得补偿，将损失分散于社会，消化于无形，对双方当事人、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有利的[4]。医疗责任保险在强化医院的赔偿能力的同时也达到分散风险之目的。

医疗责任保险另外一个价值是，作为被保险人的医院一旦产生纠纷而被第三人(患者)诉诸法院，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必然要介入诉讼，这给医院在诉讼程序上带来诸多便利。

首先，由于医院所承担的责任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将要承担的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对医院承担的责任不会漠不关心。一旦有患者对医院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依照责任保险单约定的抗辩与和解的控制条款，必将积极参加对患者的索赔的抗辩，从而使得医院在举证、抗辩和赔偿方面的压力大为减轻。同时，保险人参与诉讼，也分担了索赔抗辩的诉讼费用。

其次，现代责任保险的发展，已经将抗辩第三人的索赔之责任交给了责任保险人，而使其负有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进行索赔抗辩的义务。受害人提出的索赔若有一项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必须承担抗辩的义务。在此体制下，被保险人在抗辩第三人的索赔方面，享受到了免受诉讼拖累的利益。而且，愈来愈多的立法对受害人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的权利予以充分肯定，例如汽车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这又使得致人损害而负有责任的被保险人几乎置身于索赔诉讼之外[5]。如果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也直接赋予患者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一方面可以真正发挥责任保险保护第三人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得作为被保险人的医院置身于医疗赔偿诉讼之外而专注于自身的业务

侵权责任是用责任人的财产弥补受害人的损害，这种个体责任体制会使受害人缺乏充分的财产保障，使受害人的损失可能得不到补偿。事实上，为更好的保护患者的权益，侵权责任在医疗诉讼中已经有所扩张(如举证责任的倒置、赔偿数额的增加和赔偿范围的扩张等)，但是作为赔偿主体的医院赔偿能力有限，不可能在所有的场合满足任何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从而可能出现无力赔偿的现象;对于巨额赔偿，医院也难以承受，即使承受，作为社会福利提供者的医院也将陷入承重的债务而不能自拔，从而最终影响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对此，责任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矛盾。通过责任保险，医院将自身的赔偿责任转移到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赔偿患者的损失，而保险公司财力雄厚，一般不会出现无力支付的保险赔付。所以，医疗责任保险实际上强化了侵权责任的赔偿功能，从而达到保护患者利益之目的。

医患关系中，尽管医患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医院拥有患者所无法比拟的经济实力、信息、专业知识和人才，作为个体的患者是无法和一个强大的机构相抗衡，因而在医疗诉讼中患者始终是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就意味着患者要胜诉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由于经费和人员有限，法院对与日俱增的案件疲于应付，一个案件要等到很久才能处理，即便进入审理程序，冗长的诉讼程序、复杂的调查辩论、反复的委托鉴定，也常使案件久拖不决。对于受害人及其家属而言医疗事故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不仅身心憔悴，而且经济上也遭受沉重打击。沉重的医疗费用、高昂的诉讼支出使患者的处境雪上加霜，诉讼过程中的紧张和压力以及漫长的等待使患者及其家属遭受事故之外更多的痛苦和折磨。面对诉讼的高昂代价和付出，众多患者只能放弃诉讼的解决方式而寻求其他替代解决方法。于是医患双方一旦发生纠纷，作为弱势方的患者由于对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缺乏合理期待，往往会采取一些极端手段如到医院闹事、甚至殴打医生，以期通过此种方式给医院施加压力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对于上述问题，医疗责任保险通过赋予第三人(患者)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在请求赔偿方面的障碍。只要医院的医疗侵害行为构成医疗事故且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就应该向患者支付损害赔偿金。即使在诉讼中，法官也越来越积极的看待责任保险的作用，把它看作是受害人获得赔偿的保障[8];甚至侵害人是否购买责任保险成为法官确定损害赔偿金的因素之一。可见，责任保险的存在降低了患者获取损害赔偿的成本，也增强了其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的信心。

首先，侵权责任的预防作用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大，尤为特殊的是医疗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医生再为谨慎也不能完全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而且过高的侵权损害赔偿会导致过度防范行为的出现，如医疗领域内出现的预防性医疗和保守治疗等，这从根本上并不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