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实名举报医药回扣黑幕思维导图

他是实名举报。

姚红臣，河北省某三甲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1988年大学毕业即分配到该医院。20年的从医经历，让他见证了医院的发展壮大，也让他比别人更真切地看到“以药养医”体制下，“医药回扣”之风在他所在的科室愈演愈烈。

他举报的“杀伤力”不言自明。他是多年的临床、门诊医生，还曾是管理科室医生“医药回扣”分配的小组长，是医院、医生与药品厂商、“医药代表”利益链条间最关键的一环。因此，他被爱开玩笑的同事称为“医院的恐怖分子”。

他说，不采用这种“自杀式”举报方式，医药回扣黑幕就很难被撕开一角。

“医药回扣”一般都超过工资奖金

如果谁要去下乡支边一年或三年，科里要给这个医生工资奖金之外补齐总体收入的。具体一个月补多少，那要看科室定，比如中医科的医生下乡，科里一分也不补，而有的省级医院厉害的科室，一个月补齐他一万，他也未必愿意。

姚红臣说，早再十四五年前，“医药回扣”现象就从外省传过来，可以说是南风北渐，由小打小闹到愈演愈烈。

一开始，就是厂家搞药品发布会，被邀者多是医院的科室说了算的大夫，厂家向与会者介绍介绍药品的适用性及优缺点，临走送支笔呀相册之类的小礼物，后来礼物越来越贵重，再后来让大家觉得发什么都不新鲜了，就改送“信封”了，一二百的现金。

发展到现在，这个“信封”大家都觉得意思不大，都懒得去了。因为做临床做门诊开方用药，回扣的钱也不少。

总体是比工资奖金多。

从2004年到2006年，姚红臣是省某医院耳鼻喉科小组长，在科主任领导下负责科室部分医疗工作和医药回扣等综合管理。全科14个大夫(两个退休返聘)，一个科主任，分两个小组。

每到月末，各个医药代表的用药统计及扣率算出来，现金交到他手里，他就固定拿出2000元左右给科主任王某(另一小组长也同样)。发钱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装兜完事，也不多说什么，也没什么签字。

一般情况下，科主任要高一些，其他医生有时2000多，有时3000多，相互差别不大。不过，因为工资奖金并不高，这样的灰色收入已经超过医院发给医生的正式收入了。

姚红臣说，因为这部分收入在内部是明的，如果谁要去下乡支边一年或三年，科里要给这个医生工资奖金之外补齐总体收入的。

具体一个月补多少，那要看科室定，比如中医科的医生下乡，科里一分也不补，因为几乎就没回扣收入，而有的省级医院厉害的科室，一个月补齐他一万，他也未必愿意。

一般的药品扣率是多少呢？30%左右。

姚红臣说，如果要查医院医生的医药回扣数额，按总药价乘扣率就是了，是非常大的数字。

利益相关，过度医疗在所难免

患者的手术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吗？不一定。但利益之下，可做可不做的手术，有的医生就可能给你做。

姚红臣是2003年、2006年医院的手术标兵，这曾经是他的荣誉。但他告诉记者，患者的手术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吗？不一定。

别的不好说，以他们科的鼻窦炎手术为例，有些鼻窦炎的保守治疗效果是很好的，不一定非做手术不可。

姚红臣就是“老鼻窦炎”，厉害时一拍片里头全是脓，为此他做过穿刺，打过封闭，也有医生劝他手术，他就不做。经过治疗，这些年下来也没什么事了。他说，上学时老师就讲过，人进化这么多年，一代一代形成的人体构造是非常科学的，“尽量不要改变它”，哪怕你有再高超的技术也有风险，也可能留有后患。

但利益之下，可做可不做的手术，有的医生就可能给你做。

因为做手术就要住院，就要用药，用药医生就有钱，另外他们科还规定，门诊医生办一个住院提成100元，一个医生每月3个住院指标，完不成不给这个奖(经举报9月已改为50元且不在医药回扣里出)。等于变相鼓励医生让患者做手术、住院。

而患者在医生面前，是弱势群体，医生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

姚红臣告诉记者，为什么人们到医院看病都习惯找熟人？过去，就是为省个挂号费，省点检查费、药费，现在有的人不是为省钱，还要托人看病，就是怕医生给你过度治疗，多花点钱还是其次，过度治疗对患者的身体还带来伤害，所以人们为了健康也要找个熟人，做到心里有底，不受欺诈，起码没坏处。

事实是，同样的药，价格、品牌影响、疗效都差不多，做选择时，医生就有了倾向，结果肯定是，哪个扣率给得高，哪个厂家的药用得就多。

这是多少年都打不破的“潜规则”，医药价格体系严重扭曲，要彻底杜绝灰色收入就很难做到。

潜规则不好打破，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举报属实，但上上下下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查处的阻力非常大。而查处到最后最大的受损者可能就是他自己。

医院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医生从事的是高脑力、高风险的独立性工作，过去都不太愿意当什么科主任之类的“官儿”。工资奖金是固定的，当不当也没什么差别，赶上医生不愿值班了还要讲姿态顶班。但现在科主任成了“香饽饽”，权力“含金量”大了，科室里许多资源都可能换成利益。

“试试这个药吧。”有时候，主任这么一说，医生就知道其中的“道道”：要么人家厂方出资赞助他开会了，要么是被“代表”“公关”了，反正白试的时候不多。

姚红臣所在的科室就有一助听器厂家的销售代表，单独占用门诊医疗用房作为办公室并设有外线电话，就是在门诊拆迁医疗用房紧张的情况下，仍在门诊治疗室挤出地方供其使用，而厂家一干就是四五年。很难说，患者买这个产品不受医院和医生的影响，但为了拿人家的销售提成，科室就可以明着干，说这是行业惯例。

姚红臣和主任的矛盾就缘于他没有充分认识到科主任的权威。

姚红臣说，省卫生厅和医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他举报的耳鼻喉科长期存在的商业贿赂违规问题，他手里掌握着有关医药回扣的录音证据，但没人来核实。

他期盼这次调查能有一个公开公正的结果，为此，他不惜把自己也搅进去。

医院好多朋友都劝他，闹什么都成，最好别拿“医药代表”说事。

他也知道，“医药回扣”这个潜规则不好打破，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举报属实，但上上下下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查处的阻力非常大。

而查处到最后最大的受损者可能就是他自己。

他说，他实名举报可能成为他日后的“污点”，因为他违反了“规则”，可能也影响到了一些同事和朋友的利益。但这次他顾不得了。

“当然，身为一个公民，受人尊重的医生，我有责任澄清医疗上的不正之风，但这么说感觉一点底气都没有，我不敢拔高自己，因为我本人就曾是‘潜规则’下的既得利益者。”他说。

对新医改不报什么希望

医生的职业道德，在任何医改方案中都举足轻重，而新医改说得更多的，还是目标，或指导性路径。

对新出台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姚红臣和同事们都非常关心，特别关心医药分家的问题，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很重的弊病，老百姓“看病贵”问题、“医患关系紧张”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病灶”。但他翻遍整个医改方案，就看到这么一句话：“医药分家是采取有效方式，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加大政府投入、规范收支管理，使药品检查收入比重明显下降”，跟没说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他说，所有的政策，都是要具体执行的，什么样的医改方案，得由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实施。如果政策都能落实，各种规章都能规范医生的行为，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能解决一半。为什么解决不了，还有那么多的潜规则呀？就是因为医疗是复杂的，任何一个诊断医治都是具体的“那一个”，患者有个体差异，医者有个人认知、判断，上面只能大体做规范。再合理的医改方案，只能指导医生，不能命令医生，医生的价值、医生的能动性都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比如药品招标问题，挺好的呀，规范，公平，阳光透明，按说什么内幕不该有了吧。但实际情况呢，你中标药好吧，没人给你开，现在这么多药，成百上千的，非开你那一种不行吗？结果，不中标倒好，一“中标”反死得快，好事变坏事了。

你能说政府没想办法，你能说药品招标政策不好？

还有，药品降价的事，成本只有几十元钱的药品，经过定价、销售等环节后，到患者手里可以高达几百元，明着虚高，老百姓也最反感，但有什么好办法呢？报纸上今天说这批药品降价，明天又登那批药品降价，光去年，医药纠风专项治理时，全国分3批降低了700多个品种的药品价格，号称降价金额达100亿元，但老百姓根本没反应。患者也不傻，治理不治理，他不关心，他就关心看病贵还是便宜，当然还有质量。他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但他知道药不该总是这么贵。

姚红臣说，“纸”上的东西，变成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除了时间上的，还有内心上的。医生的职业道德，在任何医改方案中都举足轻重，而新医改说得更多的，还是目标，或指导性路径。

(为保护举报人，文中姚红臣为化名)

（：李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