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理解思维导图

一、否定说的弊端。传统以来，裁判机关依照原告的诉讼请求裁决解除合同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即使在《合同法》颁布以后，这种做法也占多数。进而合同解除权人要求确认其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诉讼请求同样被审理并作出实体裁决。反对者指出，此种做法违反《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一、该法只规定了由合同解除权人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按照法律的反向解释方法，不得由裁判机关解除合同。第二、该法规定相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按照反向解释，解除权人不仅无权提起合同解除形成之诉，也无权提起合同解除确认之诉，关于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只能由相对方提起。 按照法律的文义解释的方法，否定说似乎无可辩驳。不过，依其观点付之实践，将出现不利于合同解除权人的尴尬的局面：1、解除权人要求合同解除后相对方的返还或赔偿之诉讼请求没有基础。由于不允许解除权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的状态还没有被司法机关的正式认可，即无法确定合同是有效解除，还是合同解除不合法而继续有效存在。因此，只要相对方对解除合同的效力持否定态度，解除权人要求合同解除后相对方的返还或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无法得到支持。因为合同解除是返还或赔偿的前提，而该前提尚不确定。皮之不存，毛之焉附？2、依否定说的观点，合同解除权人得依赖于相对方提起合同解除异议的诉讼或反诉，才可以对解除合同的效力作出最终的结论。然而，相对方是否要提起、何时提起合同解除异议之诉，解除权人只能焦急地等待。至少在诉讼时效届满前，相对方都可以不提起该诉讼。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裁判机关可以释明告知相对方可以提起合同解除异议之诉，但裁判机关不能强制其提起该诉讼或指定提起该诉讼的时限，也不得因其未提起或未在指定期限内提起合同解除异议之诉而让其承担推定合同解除有效的后果。这样使得解除权人无法有效行使其合同解除权，处于被动的、尴尬而不合理的局面。下面举一实例说明：重庆市下辖的某市兴建一条滨江路综合防堤工程，业主方以沿江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为对价将滨江路综合防堤工程发包给开发商兴建，合同履行到中途双方起争议，开发商停止对分包商和施工方的工程付款，以至于滨江路综合防堤工程停顿下来。由于该工程事关防洪大堤和沿江开发，业主方急速通知开发商解除合同，并要求开发商及其施工单位撤场。开发商回函对合同解除表示异议。按照当地法院的做法，合同解除权人不得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业主方要求开发商及其施工单位撤场的请求就有待开发商提起合同解除异议之诉，对合同解除的效力作出确认后才有可能得到支持。但是，对方迟迟不提起合同解除异议之诉，使得双方合同处于不确定状态。业主方既无法诉请开发商及其施工单位撤场，也不能诉请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陷入两难困境，进退维谷。从实例可以看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解释差之毫厘，在实践中就会失之千里。否定说对解除权人极为不利。

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是对合同解除权人解除权行使方式及效力的扩大而不是限制。以合同解除的方式为标准，合同解除可以分为自然解除、通知解除和诉讼解除。我国法律规定了通知解除而未采取自然解除，法国采取诉讼解除。 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均规定解除权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通知”是解除权人的义务，但合同是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还是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三部合同法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历来，裁判机关依照原告的诉讼请求裁决解除合同是通常的做法，实践中也并未怀疑原告是否可以起诉请求裁决解除合同，也鲜有相对方提起合同解除的异议之诉，实际上形成了合同的诉讼解除。统一《合同法》对“通知”的效力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通知”到达对方时不仅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还产生对解除的时间之确定效力。由于《合同法》对通知的效力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通知解除的方式在民事生活中逐步被运用。通知解除的优点在于方便快捷，解除权人可以在通知解除合同后，即终止履行其原合同义务而不负违约责任。通知解除的弊端在于：合同解除的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不具有直接的强制确认力；解除权人可能承担违约的风险。诉讼解除的优点在于合同解除的效力得到法律的认可，具有直接的强制确认力。诉讼解除的不利之处在于诉讼的滞后性和高成本。合同法明确规定通知解除的方式，可以有效克服以前诉讼解除合同方式的弊端，但是只承认通知解除而否认诉讼解除的话，就会使得解除权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应将通知解除和诉讼解除结合起来，互相弥补。因此，尽管《合同法》没有对诉讼解除作出规定，应当理解为《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是对合同解除权人权利的扩大而不是限制，合同解除权人有权提起合同解除之诉或确认之诉才符合逻辑。

三、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的性质。持否定说者认为，合同解除权的性质为形成权，不是请求权，根据形成权的法律特征，在通常情况下，形成权以单方的意思表示方式行使，也就是说，实现形成权既不需要进行强制执行，也不需要向法院提出请求。笔者认为，合同解除权的性质为形成权，但是形成权并不排斥请求权，当事人向裁决机关要求解除合同时，该请求实际上是形成之诉，产生法律关系的消灭的效果。实现形成权既不需要进行强制执行，也不需要向法院提出请求这种观点本身并无不当，但是建立于形成权之上的给付请求权则需要强制执行，故有必要对形成权的成就与否请求裁判机关进行确认。合同解除权人可以诉请返还或赔偿，对该请求是否支持，裁判机关首先要对其解除合同的效力进行审理。裁判机关是主动审理，还是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对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理呢？通常，裁判机关仅得就合同的效力问题主动审理，其余的裁判内容均不能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裁判机关主动审理合同解除的效力是否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若裁判机关可以主动审理合同解除的效力，依据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审理则就更为合理合法。既然裁判机关被动审理合同解除的效力比主动审理更具有合法性，就应当允许合同解除权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裁判机关对合同解除请求或合同解除之确认请求的审理并非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干涉，而是保护；不是对民事活动自由的限制，而是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