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的几点反思和建议思维导图

拾得行为通常为无因管理行为，诚实拾得人以为他人利益之意思管理的，构成无因管理，不诚实之拾得人以为自己的利益拾得以及认为是无主物拾得的，不构成无因管理。法律对遗失物拾得的规定与无因管理多有不同，因此，无因管理的规定只有补充适用的余地。

拾得行为以合法为要件，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拾得人须为占有遗失物之人，但拾得行为也可以指示他人为之，而以发出指示的人为拾得人。若拾得行为由占有机关或占有辅助人为之，且在占有辅助关系范畴之内，则应以其所属机关为拾得人，但若与所属机关的指示无关，则系个人行为，由行为人为拾得人。同时有数人占有拾得物的，其数人为共同拾得(三)民事立法现状。目前，在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定遗失物拾得问题的就是《民法通则》第79条，该条2 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94条，该条规定：“拾得物丢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拒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

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的本意是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这一规定建立的基础是我国民事立法中，将市民社会的自然人与政治国家的公民混为一谈。法律显然提高和夸大了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并由此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统一的不恰当的法律要求。现行制度使拾得人没有归还的动力，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作用。

二 我国现行的遗失物拾得制度存在的弊端

我们知道，法律的内容是通过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表现出来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调整机制，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拾得人应当将拾得的遗失物归还失主，“应当”表明拾得人具有“作为”义务。《意见》规定，拾得物灭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拾得人存在主观故意，就得承担民事责任;《意见》还规定，如果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遗失物所有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这些规定正是对《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拾得人作为义务”的法律保障。

拾得人负如此“作为”之义务，那么他应该享有哪些权利呢?

《民法通则》规定，拾得人因将拾得物归还失主所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也就是说，拾得人有权要求失主偿还自己所支出的费用。如果失主偿还了拾得人所支出的费用，那么也只能使拾得人恢复到“拾得”之前的状态，拾得人并未因“拾得”行为和“归还”义务而取得额外的权利(利益);如果失主不偿还拾得人因此而支出的费用(法律对此未规定相应的民事救济措施)，那么拾得人不但因“拾得”行为和“归还”义务未能享受额外的权利(利益)，反而遭受物质损失(也有可能同时遭受精神伤害和心灵创伤)。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对拾得人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极不平衡的，有违我国民法公平原则的精神。

程序是实现行为人实体权利的保障，如果离开程序，那么行为人的实体权利也就成为“无水之鱼”。

我国法律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既然是“遗失物”，那么就与“遗忘物”、“租赁物”、“借用物”的归还相比，存在许多困难。一种情形，遗失物中含有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驾驶证、学生证等等)，那么拾得人可以直接返还所有人或通知其来领取;另一情形，无法辨认遗失物的所有人，这就需要公开招领，那么拾得人应当把遗失物交给谁，由谁来公开招领呢?认领的最长期限是多少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把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不明的遗失物交由公安机关处理，由于法律上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因而我们在上交时思想上往往存有顾虑，公安机关在处理时就缺少法定性、职责性和公开性。

《民法通则》对无失主认领的遗失物之所有权归属未作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是将无失主认领的遗失物上交国库，归国家所有。这样做有两点不足：

三 重构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应肯定，对于遗失物应归还其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立法内容的正确性是勿容置疑的。根据民法理论，拾得不是物权的取得方式，拾得人应当将遗失物归还失主，否则构成对物的权利人的侵权行为，承担不归还的法律责任。然而该项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在现实可能性上，仅仅体现在那些已明知拾得人身份的人身上，而对身份不明的拾得人没有多大的约束作用。因为许多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时并不为他人知晓，即使被他人目睹，也因不知遗失人的姓名、住址无法人告知，公安机关即使帮忙查寻，也未必能象办刑事案件那样慎重和认真，只是在具有巨款和涉外因素的情况下例外。在多数情况下，遗失人只有通过“寻物启示”和沿途寻访等自身努力来寻找遗失物，失物能否最终复归的关键仍在于拾得人的道德水准。就伦理上的可能性而言，如果遇有道德素质欠佳的拾得人匿而不报，这就会给失主造成难于挽回的财产损失。而我们在立法中适度引进利益机制，则能把这部分人引导到拾金不昧的道德立场上来，最终的结果是使遗失人避免更大的损失，从而有利于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

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只强调了对失主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拾得人利益的考虑，不仅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还使同一类失主或同一类拾得人间的利益悬殊，反映出无获酬规定的弊端，暴露出该项立法的有失公正和科学。众所周知，我国法律具有权利义务一致性的特征：任何公民不得享有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得承担无权利的义务。在民事权利义务方面，这种一致性反映得更为突出。而我国遗失物立法有关拾得人义务的规定，脱离了权利的对应性。立法将返还遗失物的义务从原来的道德规范上升至法律规范，而受褒奖的权利仍保留在原道德规范之中。对于拾金不昧的行为的评价，仍停留在“口头感谢”和有关部门及传媒表扬阶段，得不到法律用物质方式的肯定评价。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既然规定了拾得人拒交遗失物的强制性责任，那么对拾金不昧的拾得人应给予奖励性报酬。这才使法律规范体现出公正和严谨。诚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拾得人因保管遗失物的费用支出享有请求失主给予补偿的权利。但这一权利是同拾得人实际劳动、费用支出相对应的，而并非对拾金不昧行为的评价和酬劳，因此单靠此规定无法体现对拾金不昧的肯定性评价，若给拾得人一定的酬劳，显然有利于拾得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有助于我国遗失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设立“遗失物拾得制度”有利于稳定社会关系和保障市场交易和商品流通的安全。当遗失物经过法定机关公开招领一定期限仍无失主认领时，我们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权利归属。若拾得人对于拾得物将永远无取得所有权的可能，这样显然不利于财产的充分利用，导致资源浪费，有碍社会经济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可以比照“死亡宣告制度”，遗失物如果经法定机关公开招领一定期限仍无人认领，我们就可以推定其为“无主财产”，其上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全部消失，又根据“无主先占理论”，拾得人即先占人，从而取得遗失物(“无主”财产)的所有权，这样有利于物尽其用，利于市场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对拾得人付酬的做法有悖于我国“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势必产生见利忘义、世风日下的不良后果。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首先，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应大力发扬和倡导，对那些分文不取的君子之风、模范之举应予肯定和颂扬。但从另一方面看，设立付酬制度并不妨碍这种高风亮节的继续发扬。因为它并不是强制拾得人非接受遗失人的酬谢不可。获酬既然是一种民事权利，象其它民事权利一样，就可由权利人处分和放弃，拾得人仍然可以谢绝酬谢。其次，获酬制度并不违背拾金不昧的本质特征。因为获酬的前提是归还遗失物，而归还本身就是不昧的体现。对不昧行为的积极肯定，也是推进文明、促进道德建设的方式之一。再次，从本质上讲，法律规定权利义务不对等也是对进步道德观的一种违背。最后，我国传统美德有“知恩必报”和“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说，作为因自己的过失丢失财物的失主，对拾得人使财产复归的返还之恩，也有按道德规范的要求表示酬谢的义务。因而从立法上确认归还遗失物的获酬，正是倡导“拾金不昧”美德的继承和发扬。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来我国或我国公民去外国考察、学习、经商、旅游等相互往来的情况剧增。这些往来中，难免发生拾遗和遗失的情况，由于住所地和发生地的法律不同。调整这类关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截然不同，这往往产生对我国公民不利和不公平的现象。如我国公民在国内拾得外国人遗失物应无偿归还，而在国外遗失了物品则需付酬取得，对同一主体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当然，这种假设似乎缺乏逻辑上的缜密性：即未考虑外国人成为我国境内的拾得人和我国公民成为外国公民地域的拾得人的情况。诚然，这两种情况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际中也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定量分析，我们就会得知，拾得人的机遇是同发生地国籍人的数量成正比的。本国人到外国去，与当地人的比例悬殊，拾得人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这就造成了法律上貌似公平，而实际的不公平。显而易见，外国人来我国后的遗失风险减少，我国人去外国后的失物风险增大。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了对我国公民的不平等，降低了我国公民在国际交往中的身份和地位。设立获酬制度，则可通过调整涉外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消除这种差别。

四 对遗失物拾得制度的立法参考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拾得人权利义务的规定都是对立统一的，即在规定遗失物拾得后归还义务和违者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失主应付酬的义务，即拾得人获酬的权利。

德国民法典关于遗失物拾得问题的规定相当详细，从第965条到第984条规定了涉及拾得人的通知、保管、交付义务以及责任范围、拾得人的费用、报酬请求权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分别以专条规定了费用及报酬请求权。第971条规定，“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权利人支付拾得人的报酬。拾得物的价值在一千德国马克以下的，其报酬为该价值百分之五，超过此数的，超过部分按百分之三计算，动物，为价值的百分之三。”可见，该法典赋予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即在立法上规定了失主付酬的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遗失物拾得问题作了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相比要简明得多。该法第805条规定，“(1)遗失物拾得后六个月内，所有人认领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机关，于揭示及保管费受偿还后，应将其物返还之。(2)前项情形，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实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显见，该条规定之效果与德国民法典第970、971条规定的效果基本相当。日本则制定了单行的《遗失物法》，对拾得人的酬劳金作了具体规定。第4条规定：“(一)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劳金给付于拾得人。但是，国库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二)有第10条第2款的占有时，受物件返还人应分别将前款规定的酬劳金的二分之一，给付于拾得人及占有人。” 英国规定：付酬是该项遗失物的百分之十。我国历史上对遗失物拾得也有规定，如清律户律钱债门得遗失物条载，“凡得遗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认识，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失物之人，如三十日无人认识者，全给。”

五 重构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的若干建议

遗失物返还有偿制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确立报酬的数额，它是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失主付酬的重要内容，。纵观世界各国立法，基本上是以比例加以规定的，而不固定具体数额，增强了法的适应性。参照各国的规定，笔者认为，报酬比例数额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习惯等确定之，既不能过低，使拾得人无返还积极性，也不能过高，使失主的权益受到损害，应在拾得人与失主间寻找利益平衡点，使双方的利益在最大可能程度内实现。在我国立法上，可参照《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58条规定：(1)接受遗失物返还的人，应向拾得人支付相当于遗失物价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的酬金，遗失物价值难以衡量的，应当支付适当数额的酬金。(2)在住宅、交通工具或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的人与住宅、交通工具或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各有权获得酬金的一半。(3)遗失物的价值应由返还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如果没有同类市场价格的，应按照公平原则确定。(4)拾得人若为国家机关，无报酬请求权。

遗失物的招领和认领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遗失物中含有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驾驶证、学生证等等)，那么拾得人可以直接返还给所有人或通知其来领取;另一情形是遗失物所有人或所有人所在地不明，拾得人应当将遗失物交存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进行招领公示，招领公示的期限一般可规定为六个月或一年，逾期未认领之遗失物的，由公安机关扣除公示及保管费后，将遗失物返给拾得人，归其所有。 所有人在招领期限内前来认领的，公安机关在公示及保管费用得到偿还后，应当将遗失物返还所有人。若拾得人将遗失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的，所有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所有人请求返还遗失物而拒不支付公示、保管费用及拾得人所请求合法之报酬的，公安机关、拾得人对于占有的遗失物可以行使留置权。

有偿返还也有例外情形，是指依法规定某些拾得人不得享有归还遗失物的报酬。这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某些拾得人其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此时享有报酬将有悖于社会宗旨，固各国立法均对此施加了限制。如日本《遗失物法》规定，国库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第4条);德国民法典规定，拾得人为该机关或该交通机构的公务员，或拾得人违反交存义务时，无此请求权(第978条);瑞士民法典第722条第3款规定：住房、承租人或公共场所管理机关在其住宅内或在其管理的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无拾得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在我国立法上也应对此进行限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应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团体法人不得请求报酬”，有维护公众财产安全义务的公民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拾得遗失物不得享有报酬。这些拾得人的根本任务在为人民服务，因此无取得报酬之理。 第二，没有尽归还拾得物的相关义务的拾得人不享有取得报酬的权利。拾得人侵占遗失物，违反应尽的义务如通知、报告、保管、交付义务;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丧失费用补偿请求权、报酬请求权。

六 结语

总之，在我国民事立法上确立遗失物拾得制度，对遗失物的归属和返还加以规范，能更好地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着的拾得人与失主之间的纠纷，是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创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在立法上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如要处理好借鉴外国法与结合我国国情的问题，要处理好原则性规定与具体性规定的关系等。所以，建立遗失物拾得制度，并相应作出完善、灵活并富于操作性的规定，必将有利于规制遗失物拾得关系，从而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