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自主性与律师行业定位的三重维度考察思维导图

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职业群体是使社会避免因为分工而肢解和破裂从而达至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职业团体为国家和社会之间提供了一种反思性的沟通机制。这一命题要得以成立，其重要的前提在于职业要实现对其自身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不是过分依赖于外在的其他主体（如国家）。{1} 在这一基础上，现代职业社会学家们围绕着职业自主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命题，这些命题大体上可以分为外在视角和内在视角两大类，外在视角着重关注职业与外部主体（包括国家、客户乃至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而内在视角则从职业对职业工作的控制来入手。{2} 基于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职业自主性理论的外部视角。

上述有关职业自主性理论的概述为我们观察中国律师业提供了分析观察的框架，那就是从国家或者客户对职业控制的角度来对职业定位进行一种更深层次的观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规范的描述——尽管规范的描述是我们观察的起点。应该说，基于我们国家商务律师发展的集中性和局限性，客户对于整个职业的控制问题并不突出。{5} 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脱钩改制这一纵向背景则决定了我们必须将更多的目光转向国家对职业的控制问题上来。因此，下文的关注点主要是对新律师法在这一问题上的规范进行解读并讨论这种规范性努力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

对生产—消费关系的控制第一步是需要将这种关系纳入规范的范围。对于律师行业来说，对生产—消费关系的控制努力就体现在对律师—委托人关系的控制，而要对这种关系进行控制的第一步便是必须将其纳入律师法的规范范围之内。2007年新律师法在第二条当中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条规定的确立标志着新律师法建构以律师—委托人关系为中心的基础性关系的努力。

要理解这种努力，我们必须将该条款置于历史的变迁背景之中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我们对于律师的整体行业定位也在不断的变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国开始了律师业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将律师定位为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其工作单位又是国家单位性质的法律顾问处，其身份自然与国家公务人员相同。因此，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国家与委托人的关系，而不存在具有相对独特性质的律师—委托人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将法律服务行业定位为作为中介服务的第三产业，既然律师是和其他第三产业行业相同的中介行业，律师业也就不存在独特于别人的律师—委托人关系，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只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去运作，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仅仅是通过带有很强道德意味的《律师十要十不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等规范来加以控制。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定位代表了国家对于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全面控制，那么后一阶段的规范则是国家对于国家对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关系的全面放松控制，这种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大幅摇摆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试错性心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通过对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关系的全面放松控制所带来的律师行业商业化问题的反思[2]，各界对国家如何更好地控制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关系做了重新的定位。这种重新定位最开始是出现在律师行业规范领域，律师行业规范领域越来越摒弃空洞的道德说教，转而代之以律师和委托人之间关系的具体规范。{6} 本次律师法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关系置于律师角色定位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是对上述趋势的一种确认而已。

对生产—消费关系的控制的第二个层面是对生产主体资格的控制。在律师业中，法律服务的生产主体主要有两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而国家正是通过控制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资格的准入来实现对其的控制的。在本次新律师法的修改中，对律师执业准入资格的控制尽管有一些修改（第5条、第6条），但并没有大的实质性修改，而在律师事务所执业准入资格上则有着重大突破。因此，本节着重对律师事务所执业准入资格的相关规定作一分析。新律师法对律师事务所执业准入资格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第15条和第16条，这两个条文包含了以下三层修改：一是取消了旧律师法中有关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这一过渡性形式的规定；二是将所谓的“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引入了中国；三是允许个人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从总体上来说，本次新律师法可以说从上下两个层面来丰富了我国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从上层来看，新律师法以美国的有限责任合伙制（LLP）为模板将所谓的“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引入了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有限责任合伙形式最早出现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这种组织形式的最重要特征在于不存在过错行为的合伙人只需要在其个人投资范围内承担合伙律师事务所的侵权责任。有限责任合伙形式律师事务所在美国的出现和兴起是美国大型事务所为了应对由于律师事务所规模扩大、合伙人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管理困境的一个产物，{7} 这种形式从其发展过程和运作来看都是为了适应大型律师事务所规模发展的需要的。因此，新律师法引入“特殊的普通合伙”实际上也是为了适应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上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需要。从下层来看，新律师法允许了个人律师事务所形式，这与“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的引入相比更具有普遍性意义。这主要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我国过去律师法规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必须由三个合伙人以上组成，这种过于僵化的单一模式使得整个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成本无形中增加许多，而且在实践中也带来了诸多困境。许多律师——特别是外来流动律师为了规避这一条限制，降低自身的执业成本，以“租赁柜台式”执业模式、挂名合伙等方式来加以规避。个人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放开无疑是对当前混乱的组织形式的一种恰当引导。第二，当前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总体格局发展十分不平衡，呈现出城乡发展和东西部发展差异巨大的格局。[5] 而律师之所以无法进入农村基层地区特别是西部基层地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因素的就是我国原来对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规定不允许个人执业，而在许多基层地区的法律服务市场容量又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三人以上的律师事务所，这就使得许多律师根本无法在基层地区扎根。而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引入无疑为降低法律服务成本，使法律服务能够更加深入地进入中国基层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对职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最后一个维度着眼于从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关系来加以考察。与我国律师业发展历程一样，我国律师协会发展的历史还相当短暂。1986年7月，第一次全国律师大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并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协会的成立在当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结果。1993年，在《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中提出：“从我国的国情和律师工作的实际出发，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这一方案成为我国律师业实行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两结合管理体制的基本指导意见。在1995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选举出了全部由执业律师组成的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全部由理事会产生。2003年，深圳律协首次由律师选举出全国首位地方律协会长。这些标志性事件反映了我国在两结合行业管理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探索。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两结合管理体制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进展，这些进展也在此次律师法修订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从整体上来说，新律师法在两结合管理体制上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纵横两个方向：从横向来看，司法行政管理系统和律师协会系统在行业管理分工上出现了一些变化。1993年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对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和律师协会管理做了一个分工（参见表二），这个分工的总体原则是由司法行政管理来承担宏观的政策制定、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准入和退出以及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而律协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行业培训、交流、管理等工作。应该说，新律师法从整体上重申了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业的管理监督权（第4条），但在一些制度细节上体现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在管理权分配上的微妙变化（第46条）：1、增加了对实习人员的考核权，这一点实际上是律协分享执业律师资格审批权的体现（第6条）；2、增加了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权；3、受理对律师的投诉和举报等。加上一些地方律协已经享有的注册审批权，可以说相比于1993年所确立的权力分配格局来看，律师协会在律师行业的管理权上的确有了一定的扩展。

从纵向角度来看，新律师法的一个重要修改在于相对明确提出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各级律师协会之间的一些分工：在司法行政机关方面主要包括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地区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惩戒权、资格申请受理和资格审批权方面的分配；在律师协会方面主要是全国律协将地方律师协会章程的制定权下放给地方律协。就律师协会系统章程制定权的下放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地方律师协会民主化建设所带来的必然产物。律师协会章程是律师协会民主自治的根本性纲领，是协会成员的公共契约，其当然应该由律师协会成员自身来制定。但是，这样说的一个前提是律师协会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民主决策机制，而这正是各级地方律师协会多年来着力的一个方向。

表二两结合分工一览表

司法行政机关 律师协会

吴洪淇，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