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行为理论之商法适用及其限制思维导图

商事合同制度中，中国合同法总则规定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情形，在“分则”中亦规定一些商事合同之无效和可撤销情形。立法者抽象出无效行为之情形，包括五类：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而对国家利益有损者；恶意串通，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有损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定者。可撤销行为之情形有三类：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者；行为显失公平者；以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所为之行为者。此种规定，整体上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规定相差不大。

海事海商行为制度中亦有体现，如中国海商法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章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之提单或者合其他运输单证中之条款，违反本章规定者无效。此类条款之无效，不影响该同和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其他条款之效力。将货物保险利益转让给承运人之条款或者类似条款无效。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一章中，则对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无效情形作出规定，即含有下列内容之一者合同无效：免除承运人对旅客应当承担之法定责任；降低本章规定之承运人责任限额；对本章规定之举证责任作出相反约定；限制旅客提出赔偿请求之权利（合同之无效条款，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之效力）。

此外，笔者最近撰文指出，民法上之能力制度对行为效力亦有影响，只是于商法上存在处理特性。 [7]故此，能力制度于商事工具法上亦有适用上之特殊性。如中国票据法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于票据上签章者，其签章无效，但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之效力。

可撤销理论之适用主要表现于如下二方面：一为部分清偿之撤销，即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者，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者除外）。一为不当财产处分之撤销，即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涉及债务人财产之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无偿转让财产者；以明显不合理价格进行交易者；对没有财产担保之债务提供财产担保者；对未到期债务提前清偿者；放弃债权者。

1．商事法律制度中对无效行为评价和适用更注重行为外观。大多数国家法律将商事行为从一般民事行为中独立出来，以商法特有之规则对其加以调整、规制。 [8]商事行为不同于民事行为之一显著特点即在于商行为更强调外观主义。由商事法律制度之技术性以及多数行为之要式性特点决定，有些商事法律制度如票据制度具有强烈之文义性和技术性，判断行为效力往往依赖于记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即可实现，而不必考虑其伦理性。因此，于行为效力评价制度设计上，往往更注重通过外观判断。“在商行为意思表示有瑕疵时，对意思表示效力判断和解释，应采取表示主义”。 [9]诚然，此亦由商法之逐营利性功能和交易效率、交易安全原则决定。

2．商事法律制度中对无效行为评价和适用更注重自治规范。所谓私法自治，指私人相互间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之自由意思。亦即于私法范围内，法律允许个人自由创设法律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之根本精神，个人之法律关系均可依其自己意思，自由创设。 [10]商事自治为私法自治于商务领域之体现，为商法精神之一，亦为现代商法追求之一基本价值。商事立法越来越强调对自治规范之适用，如公司法规定之公司章程、合伙法规定之合伙协议、破产法规定之重整及和解制度等，均赋予自治规范于行为效力上之判断依据和分析规则。

3．商事法律制度对无效行为评价和适用以有效优先作为原则。此一特点由商法旨在鼓励交易、促进交易之原则精神决定。显而易见，当大量行为动辄由法律确定为无效行为时，交易安全与效率皆有受损失之风险。现代民商事法律尤其是商事法律，均以鼓励交易作为基本任务。“只有鼓励当事人从事更多的合法的交易活动，才能活跃市场，推进竞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加速社会财富积累，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11]因此，商事法律制度于行为效力理论之贯彻时，所求所欲者，即为针对同一行为，尽量确保交易有效，而非随意作出无效宣告之选择，以防止对商事交易之破坏，免伤天害理之击。

5．商事法律制度对无效行为评价和适用更注重公法责任。商法作为私法规范体系之一元，私法规范乃其核心，但同时含有大量公法性条款，即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干预商事交易活动之规范。 [12]鉴于商法之此一属性，当一项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时，商事法律制度追求相关当事人法律责任时，更强调公法上之责任，如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对商事行为效力瑕疵之处理上亦难有例外，公法责任并非稀罕之物。与此相比，民事法律伦理色彩浓郁，重个人利益，行为效力瑕疵之处理多为民事责任。显然，此一特点表征商事法律制度之公法性，但归根结底却由商法之交易安全价值追求决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