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独立责任之我见思维导图

在英国法上，19世纪末的Salomon v. Salomon&Co.一案完全确立了公司的法人资格。[6]根据其成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公司被划分为无限责任公司(unlimited company)和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company) [7]：无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以出资额或拥有股份为限承担责任。因此在英国，即使是拥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也不一定独立承担责任。与此相似，合伙虽然不拥有法人资格(苏格兰地区例外)，但合伙成员也不一定承担无限责任。在英国，合伙分为普通合伙(general partnership)和有限合伙(limited partnership)两类。普通合伙的成员需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的成员的责任与有限责任公司成员责任类似，仅以自己的出资为限。可见，在英国法人并不当然独立承担责任，非法人(合伙)成员也不必然对团体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美国早期法律沿袭英国普通法之传统，只规定了公司的法人资格而将合伙排除在法人之外。但自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RULPA)第二次修正之后，①合伙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法律开始承认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的独立人格。继此之后，1994年《修正版统一合伙法》(RUPA)出台之后，其201(a)明确规定：合伙是不同于合伙人之实体。②普通合伙的之独立人格得到进一步确认。因此，在美国虽然公司、合伙都具有法人资格，但普通合伙之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之普通合伙人仍然须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法人并不都能独立承担责任。

《法国民法典》第一八四二条规定：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同时，《法国商事公司法》第二十三又规定：简单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具有合股公司股东的地位。有限责任股东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股东不得以技艺出资。因此，在法国法上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日本民法典》在一般法人之立法模式上基本采取了德国模式，但《日本商法典》在公司性质这个问题上却基本采取了法国模式。《日本商法典》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为法人。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无限公司)公司财产不能偿还公司债务时，各股东负连带清偿责任。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公司的组织)两合公司由有限责任股东与无限责任股东组成。可见日本也没有将法人责任形态限制在独立责任内。

综上所述，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例都未肯定法人独立责任理论，相反，不仅法人成员可能承担连带责任，非法人团体成员也有可能承担有限责任。即使是在规定非法人团体承担无限责任的国家，司法实践也在慢慢修改这一成文法原则。事实上，根据学者考证，法人责任形态包括了独立责任、半独立责任、非独立责任、补充型责任等多种形态。[11]

所谓人格，又称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据以充当民事主体，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资格。[12]“它是法律认可或赋予法律主体胜任某项活动的主观性条件，是一种法律主体本身所蕴涵的，待于具体实现的可能范围。它并不是界定是否主体问题，而是在主体地位确定后解决该主体具有何种特性处于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问题”。[13]所谓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14]“它描画民事主体因参与违背法意志并受其否定的事实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资格”。[15]

人格与责任能力之间的关系，传统民法理论从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出发，认为“自己责任”应为人格的决定因素，并进而导出法人人格独立导致法人责任独立。本文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是近代民法基于人格的伦理性基础，旨在强化对人的尊重和鼓励而提出的法律原则，并非伴随人格而产生的必然要求。“自己责任”凸显和强化了主体人格之存在，昭示其作为人之存在价值、尊严和理性。但法人人格则根本不同：法人本体是无血肉的团体，其人格完全是法律出于便利交易或其他目的的拟制，并不涉及人之存在价值、尊严与理性。因此，不能基于自然人的“自己责任”原则进而认为法人人格独立导致法人责任独立。

事实上，法人制度长期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古罗马、中世纪的团体虽然都具有法人格，但却不能导致其责任的独立。即使是作为现代公司直接渊源的早期特许公司也未实现责任独立，因为它不仅要靠会员之会费，而且同样依靠费用摊派的手段补充开销甚至亏损。16世纪后，合股公司成为特许公司的主要形态，且特许状关于法人人格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了公司名称、目的、共同印章、诉与被诉、拥有财产以及用继存续等，即使是这样，法人成员还是摆脱不了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英国冒险人商行及其成员1671年因为其公司历来存有的向成员征收费用的惯例而被债权人连带地告上法庭。而在Salmon V. Hamburgh Company一案中，法庭判决认为：如果公司无力支付而又无特许状免除其征收之权利时，则公司管理人员应当向成员征收足够满足公司债务的款额，否则将受到蔑视法庭罪之惩处。[16]可见，法人人格与法人责任能力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

所谓价值，就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价值属于主观范畴，追求何种价值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是由主体基于各种考虑而人为设定的。 法律制度均有其价值，其反映的是人们设计这一制度的根本用意。人们制定某制度，必然受其所追求的价值定位即有用性目标的支配，有什么样目标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法人责任形态同样取决于法人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一般认为，法人制度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民商事价值，反映了团体在社会生活和商品经济中的作用和客观规律，是各国法人制度均具有的功能。此价值正是催生法人制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各国基于本国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赋予法人制度特殊的政治功能，如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赋予法人制度的实施监控团体之政治功能。民法具有中立的性格，其承担的是社会功能而非政治功能，其法人制度亦是如此。法人制度的民商事价值确定地反映了承担社会功能的法人制度的有用性，是我们探求法人责任形态的钥匙。[17]

从历史上看，法人制度是基于便利交易之需而产生的，便利交易和分散风险是其民商事价值的基本内容。因为只有承认团体的主体地位，交易相对人才可直接对该团体追究责任，而不论产生违约和侵权的具体行为人是谁，只要依团体名义、代表团体而实施的行为，均由该团体直接承担责任，这极大的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保障了交易安全。因此，有学者认为法人理念之意义在于：使团体成为权利义务的驻足集散点 [18]，使众多成员能以团体名义对外行为，将自然人众多的复杂法律关系简化为一个法律关系，从而便利交易之进行;“法人与其说是一件事物，不如说更近于一种方法” [19]，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法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想象空间中为团体法律关系的整体化处理找到一个支点”。[20]至于分散风险，这是团体与生俱来的功能，因为无论其成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它至少将一人承担的风险转由多人承担。

由此可见，法人责任形态完全是对如何实现便利交易和分散风险所作出的选择。只要能实现这一价值目标，那么无论采取何种责任形态都是不为过的，独立责任如此非独立责任亦不例外。这也从侧面说明法人责任形态应该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独立责任。

在论述股东有限责任与法人独立责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有学者认为“公司独立承担责任，进而推导出股东对公司无直接的责任，即所谓股东有限责任”。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是本末倒置。事实上，是股东有限责任推动了公司这一越来越重要的法人形态责任的独立。

从股东有限责任发展历史来看，工业革命之后，无限责任的弊端日益暴露，已经不能适应投资者的需求。为了鼓励和保护投资者，通过不断的立法尝试和实践，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首次规定了股东有限责任，其后股东有限责任迅速发展成为各国公司法的基石。通过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责任与股东责任分离，其结果就是公司责任走向独立，因此公司独立责任只是股东有限责任效果的反射。

诚如学者所云，“法人责任的独立，没有因其人格的享有而必然实现，即便长期法人人格发展的历史也没有能够实现起责任的独立。反之，却是另一原本与法人人格并不相干，并在法人人格已发展了多个世纪之后最终形成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才实现了公司这一越来越重要的法人形态的责任独立。而且，公司法人所享有的独立责任，不仅之前不能仅凭人格而获得，之后也还要继续凭借股东有限责任来支撑，离开或抽去股东有限责任的支持，法人独立责任将荡然无存”。[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