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破产重整程序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思维导图

破产重整制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因为破产和解的程序使命，只是在于债权人的谅解和让步的前提下，中止破产程序的进行，使债务人一方面缓解了部分债务负担，另一方面为重振经营赢得了时间。但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势表明，仅依靠破产和解，许多债务人仍然无法清理内外关系和提高生产经营能力，使得债务人陷于经济困境的诸多主客观因素，并不能因破产和解而得以消除或者杜绝。因此，许多经历了破产和解程序的债务人，最终仍免不了被宣告破产的命运。不仅如此，破产和解制度本身并不对有优先受偿权的破产债权予以限制，在许多破产案件中，具有优先受偿权的破产债权往往能够得到无条件的的全部满足，而破产企业则难于恢复生产经营能力和正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再者，破产和解在程序机制的设制中，大多没有脱开破产宣告的固有模式。破产制度本身，并没有为破产和解功能的正常发挥提供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破产和解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因此，破产重整制度这种在本质上更优越、更富生命力的破产法律制度便应运而生。毫无疑问，破产重整制度赖以产生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克服破产和解制度的诸多缺陷，使的对债务人的救济，不仅可以恢复其清偿能力，更可以恢复其生产方式经营能力，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债务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使破产预防的程序目的真正落到实处。由此看来，现代破产法融进破产重整制度基本宗旨不仅在于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也不只在于保障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而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着眼于社会经济的客观结构和动态平衡。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法律调整本位由个体向社会的逐步转变，以及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渗透。正因为如此，破产重整制度在现代各国破产法上逐渐形成，或者渐臻完善，普遍出现出日益发展的趋势。

在西方尤其在英美国家，其破产重整既可发生于破产程序中，又可出现于破产程序之外，此二者构成了它们重整制度的双轨机制，并且同非破产型重整区别开来。

我国企业破产法只有限地规定了破产重整制度，也即通过重整原因与破产原因的等同化、重整程序破产化，破产程序外的重整由此失去了产生的可能性。

1、程序目的相同。如果说破产和解是对传统破产法的第一次否定，那么破产重整则是对传统破产法在更高层次上的背离和重塑。其目的均在破产清算程序之外，引进破产预防的程序机制，从而使破产法在更大系统上臻于完善。因而从法律部门的性质上看，破产和解法与破产重整法皆属破产预防法的组成部分。

2、程序性质相同。作为预防破产的法律程序，二者均在非讼的前提和状态中伸展和延伸，因而均属非讼事件范畴，均采取当事人申请主义的程序启动原则，在法律规范不敷使用时，均可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3、均以意思自治原则为程序推进的基础，尽管在和解与重整中，法院行使司法裁量权的能动性及其比重大小有所区别，和解之能否达成、重整之能否进行，无不以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思自治和共同合意为基础。这部分取决于其非讼性质，部分则是由于他们所调整的毕竟均属私权关系的缘故。

1、直接目的不同。尽管预防破产为二者所共同的终极目的，但在直接目的上二者显有区别。破产和解是通过债权债务关系的在调整来维持债务企业的法人人格于不坠，从而实现预防破产的目的，具有消极性和外在性的特点；破产重整的目的则更深入一层，不仅在于消极地维持债务企业的法人人格，而且深入企业内部，寻找其深层“病因”，采取有效对策，从而使债务企业重获健全的生产经营能力，收取治标与治本的双重功效，因而具有积极性和内在性的特点。

2、适用对象不同，破产和解的适用对象与破产清算的范围一致，较之破产重整远为宽泛。除美国等极少数国家破产重整的适用对象，不仅包括公司，而且还包括合伙与个人外，多数国家的重整制度均以公司为对象严格其适用范围。

3、申请权人不同。二者尽管同样采取当事人申请主义，但和解一般只有债务人才能成为申请权人，而重整理论上除债务人之外，具备一定条件的股东和债权人均有申请权。

4、利害关系不同。就维护的利益关系而言，和解程序是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对立状态下进行的，而从维护债权人利益为主；重整程序则是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同心协力状态下进行的，能够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利益做到统筹兼顾。

6、担保债权的实现方法不同。和解协议固有强制力，但不影响有财产担保或者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实现其别除权。在重整程序，所有的债权，无论其性质如何皆一律平等，别除权的行使均告停止，担保债权人或优先债权人若不参加重整程序则不得实现其权利。

7、效力不同。重整的法律效力高于和解。和解程序开始后，可以转而开始重整程序；重整程序开始后，则不得转而开始和解程序，而且正在进行的和解程序亦瞬告中止。

（1） 申请程序

（2）裁定前的审查准备阶段

（3）申请的裁定处理

（4）重整程序中的特殊机构

从上述重整人所承担的义务可以看出，重整人作为主持和指挥整个重整程序的特殊机构，其重整计划的提出应当是重整人，但不局限于重整人。例如：债务人、债权人、重整受托人股权持有人等等。

（2）重整计划的实施

重整程序不是所有濒临绝境的公司企业一经适用了它，即能起死回生，相反，通常的情形却是事与愿违，重整程序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提前结束，此即重整程序的终止。亦称重整失败。一旦重整失败，法院将作出终止重整程序的裁定，该裁定一经生效即产生将一切程序及权利义务恢复到重整程序开始之前的状态的效力。

所谓重整程序的完成，乃指重整人在重整计划所确定的时间内，按照重整计划完成了重整工作，达到了维持公司失业、振兴公司营业、恢复公司清偿能力的重整目的。重整人完成重整工作后，应当通知、公告并召集重整后的首次股东大会。首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重整公司自此恢复常态。法院将在重整人及恢复常态的公司管理机构的申请下作出重整完成的裁定。

破产清算程序、破产和解程序以及破产重整程序构成了现代破产法律制度的三块基石现代破产法律制度就是由清算、和解与重整这三方面内容整合而成的，这三部分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共生共存，缺一不可的。所以，现代意义上的破产，是一个包含三层含义的中和概念，而远非“破产还债”这一层含义了。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破产与传统意义上的破产的一个质的区别。但是，重整程序与破产清算、破产和解三者之间应如何处理？对此可以设想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将清算、和解与重整依其通常的逻辑顺序予以纵向排列，使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先行后继的纵向推进关系。第二种是，将清算、和解与重整三者并列，他们都统一在破产程序这个大概念下，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初，由当事人选择适用。第三种是，将清算与和解并列，成为破程序开始的两种方式。笔者认为，第二种方式与第三种方式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相对来说，第三种选择模式比较科学，也更符合实际需要。因为，和解原因与重整原因并无区分的必要，它们均可界定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可能”。当然，符合清算条件的也可以成为和解或重整的原因。既然启动破产程序的原因只有两种类别，那么，逻辑上，破产立法仅需赋予当事人两种类别的程序选择权就足够了。当事人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初，符合清算条件的，即可以申请清算程序，也可以申请和解程序，不符合清算条件，但符合和解或重整条件的，当事人只能申请和解程序。如果当事人需要启动重整程序的，则应先申请和解，再申请转化为重整程序。当事人之所以不得直接申请重整程序，原因就在于重整是以和解为前提条件的，当事人在申请和解程序后如果达不成和解协议，则重整程序无法进行，反过来，如果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是无申请重整之意，和解程序就告终结，所以重整程序是在和解程序之后才产生的一个概念。因此，正确理解重整程序在破产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对我国将来制定破产法在处理清算、和解与重整的关系问题上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前所述，和解与重整制度在《企业破产法》中紧密地联系着，和解与重整在我国破产立法思想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点充分反映了我国破产立法的特征。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当然也应贯彻此种立法思想。不仅如此，后者也规定了破产和解制度。这为破产重整制度的相伴而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破产重整制度无疑蕴涵于破产和解制度的立法意图之中了。由此看来，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被申请破产后，无疑也同样适用破产重整制度。

然而，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所适用的破产重整制度在内容和程序上均不能等同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这种区别就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A、重整与和解具有相对的分离性。重整必须首先达成和解，但和解并不必然导致重整。B、重整申请的提出者和主持者，都不再是企业法人的上级主管部门，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人以及专门设立的组织机构。

只有制定破产重整监督人制度，确定破产重整监督人的权利义务范围，对重整进行经常性监督，并根据重整的进展情况，适时召集债权人会议，听取有关企业重整的情况报告，才能减少行政干预，才能有效地将企业重整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结合，最终达到重整的目的。此外，制定关系人会议即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债权人会议及股东等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关系人会议的监督作用。企业的破产重整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关系到企业每个职工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每个债权人及股东的利益，因此，企业破产重整方案应当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债权人会议及股东会议的讨论和表决，企业破产重整方案的实施也应受到关系人会议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