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思：信息、信息产权与知识产权思维导图

客观世界由物质、能量、信息构成。“信息是物质的属性”，“信息离不开物质”等等，到此为止如果还说得通，再往下论去，得出“信息不能同物质分离”，因此“信息不能传递”、“只有人创造的知识才能传递”的结论,就十分荒谬了。

例如客观世界中有一株绿树。这“绿色”作为信息，确实不可能离开树而存在。这绿色并非“人创造的知识”，它若不能传递，你是怎么看到的？它明明“传递”到了你的眼里。如果作为物质之属性的信息不具有传递性，那么人的认识将永远与客观世界分离开，即永远不能认识世界。无数客观事物的信息，正是通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传递”给人们，经过人们的大脑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人们方才认识了客观世界，又转过来改造世界。复习一下这些认识论的常识，有助于我们在信息时代讨论问题时，避免回到数百年前的“贝克莱时代”。

在当代，人们把自己的认识写成书，一本书放在我们面前，它就是客观存在的了。书中所载信息，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所载信息离不开载它的书，离开了，书不成为书，书中信息也不成为信息。这是对的。但把一本书中的信息扫描上网，通过互联网传递给万里之外的人，这种“信息与其载体物质无需分离而传递出去”的事例，在当代举不胜举。至于闭目塞听之人得出“信息不能传递”的结论，则并不奇怪。不过这种结论是古已有之、被现代人重复的谬说，并非创新。

“信息是客观存在的，故不能造假”，这一命题之谬显而易见。客观世界的信息中肯定存在虚假信息。否则人只要简单接受即可，无需做“去伪存真”的加工了。有人进而言之“假，永远只属于认识范畴”。这就更远离了现实社会与认识论的常识。人们每天呼唤着要打击的市场上的“假货”，难道不是客观地摆放在货架上，反倒仅仅是人们“认识”中主观想象有假货而已？事实上，“文抄公”的“作品”或长篇的谬论本身，一旦发表在杂志或书上，这本属于“认识”领域的“假”，也就转化成为客观存在的“伪”了。我们不大可能针对尚未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人的主观“认识”去讨论问题。只可能根据已经客观地存在于杂志上或书上的表达出的“作品”去评判真伪。

在现代社会，当人们采用摄影术拍摄自然景观时，山、水、树木的各种信息都传递到了镜头中。例如以全息摄影去拍摄一朵野花，则该客观物的色彩、形状等等信息，就全部传递到了镜头里，而色彩、形状等，并没有离开这一客观物。当人们用摄影机去拍街景时，广告画、商标标识等等客观地存在于大街上的信息，也在并不离开其所属“物”的情况下，传递到了镜头里。如果换一个非公共场合作这种拍摄或利用它，则可能产生知识产权纠纷。我们讲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属于某种信息，具有“可复制性”，正是这个道理。当史尚宽先生在《物权法论》中说专利可以“为数回之制造或复制”而不会产生磨损，也正是讲的“可复制性”这一特征。

至于有人坚持说自然界野花的色彩、形状才是“信息”，人造的假花或人剪的纸花的色彩和形状就只能称“情报”或“信号”，而不能称“信息”。第一，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第二，这是根本没有读懂他们所引证的培根、罗素等人书中所说的“信息”与“情报”，本来是一个词—Information。第三，严格地讲，“信息”、“知识”、“情报”作为被传递的对象，与“信号”作为传输形式或传递载体，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事物。把“知识”、“情报”与“信号”放在一起并互相交替，而把“信息”列入另一领域，是概念的混乱或者无知。越是在现代社会，人类创造出的实实在在客观展现着的建筑物、商品（包括专利产品），信息高速公路及其基础设施等等就越多。硬要作所谓自然物的“信息”与人的创造物的“情报”的区分，实在没有意义。应当知道：自然物诚然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改变客观世界的创造性成果出来之后，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此外，有人认为如果把知识产权客体的“可复制性”，与其权利本身的“法定时间性”、“专有性”等等并列，应属不合逻辑。而他们将“法定”删除只讲“时间性”，本已是不合知识产权的现有各国（包括中国）法律。再将“权利内容的多元性”与“时间性”并列为知识产权作为“权利”的特点，就更值得研究。因其所举例子是“一张绘画，作为造型艺术可以悦目，同时可作外观设计品或装潢”。人们会问“权利怎么个悦目法？”能“悦目”的，实际上还是权利客体—美术作品。可见，否定知识产权特点之一为“可复制性”的人，自己又不得不回到讲“客体”的特点上去。况且，例中“多元”的三个功能，实质只是一个“悦目”而已。归根结蒂，还是论者自己本没有把问题弄清楚。

“信息产权”指的是知识产权的扩展。这一概念突出了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本质。有人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形式”；认为人类只能创造形式不同的东西、不能创造实质不同的东西；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这是非常荒谬的。“信息创新”则要求所创成果必须与原有成果存在实质上的不同。在专利领域，没有实质不同的发明不能被授予专利；在版权领域，没有实质不同的所谓作品，不属抄袭，即属雷同。把它们当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或者“对象”）是不对的。在哲学上，“形式”与“实质”、“形式”与“内容”等等，是相互对应的概念；而“意识”与“物质”则是另一领域中的相对应概念。有些基本概念尚未弄清的人，把“实质”中的“质”与“物质”中的“质”相混淆，其论谬以千里，是不足怪的。把知识产权的客体认定为“信息”还是认定为 “形式”，其根本不同也就在这里。

“信息产权”的理论于1984年由澳大利亚学者彭德尔顿教授（MichaelPendleton）在其专著、Butterworth 出版社出版的 The Law of In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ong Kong 一书中作了初步阐述；1987年我在《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一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又在1988中国专利局的《工业产权》杂志第3期上撰文作了进一步展开。1989年，当时牛津出版的《欧洲知识产权评论》第7期将该文专门翻译成英文，推荐给西方读者。

西方学者于上一世纪90年代上半叶开始讨论 “信息产权”问题，其代表性成果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萨缪尔森教授（Pamela Samuelson）1991年在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发表的 “信息是财产吗”（“Is information Property？”）一文， 荷兰海牙的Kluwer Law International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知识产权和信息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formation Property)一书和美国缅因州大学李特曼教授（Jessica Litman）1999年在《耶鲁法学评论》发表的“信息隐私和信息产权”（“Information Privacy / Information Property”）一文等。此外，美国1999年7月推出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主要覆盖的是知识产权的网上贸易，已经在实际上把“信息产权”与“知识产权”交替使用了。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末，以俄国国家名义发表的《俄罗斯信息安全学说》就把“信息财产”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财产提出，并号召国人更充分地利用（主要指处理及传递）信息财产。但俄罗斯的“学说”只停留在了纸面上，因其并无实际能力充分利用信息财产，故其“学说”的影响并不很大。本世纪初日本在《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重申该“学说”中的上述理论，提出“信息创新时代，知识产权立国”，其影响则“响”到了全世界都能听到。原因是日本的“大纲”绝非停留在纸面上，它实实在在地正付诸实施，从而必然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其贸易竞争对手、近邻中国。坊间有文断言，近年仅仅是日本、澳大利亚两国有人提及“信息产权”。实为一孔之见。

20世纪80年代，有人把世界上正进行着的新技术革命称为“第三次浪潮”。从财产及产权法的角度看，“在第一次浪潮的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财产；在第二次浪潮的社会中，机器取代了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财产；在第三次浪潮的社会中，我们仍然需要土地、机器这些有形财产，但主要财产已经变成了信息。这是一次革命的转折。这种前所未有的财产是无形的。”“如果说股票是象征的符号，那么信息财产则是象征的象征。这样一来，财产的概念面目全非了。……”这是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