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科技知识的鉴定思维导图

1.易形成缠讼。首先，鉴定部门对鉴定人的选择不仅需考虑其资质问题，还要顾及该鉴定人是否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故对鉴定人名单的确定等往往要耗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当事人尤其是被告当事人往往还会提出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要求回避，给确定鉴定人带来诸多困难。再次，增加了诉讼成本。由于鉴定是由鉴定部门组织进行，故其中专家劳务费、鉴定设备仪器的成本费等鉴定费亦相当可观，在现有知识产权诉讼中，公民个人作为权利人参与诉讼的具有相当数量，如要进行鉴定，鉴定费需由原、被告双方各自预付，这对于个人当事人而言，是个相当大的诉讼负担。

2.易形成审判权让渡。由于知识产权诉讼案中的待证卅实涉及技术领域广泛，涉猎多种学科且专业性强，法官在技术领域方面只具有一般人的普通性学识和经验，对这些专门性的待证事实难以加以识别或认定，必须求助于各学科的专家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来作出科学鉴定，为确认与待证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提供必要条件。由于鉴定结论对案件中特殊的专业性待证事实产生的证明力是其他证据种类无法替代的，有的还会对案件的最终结论产生决定性作用，易造成一些法官习惯性地将鉴定结论视为优于其他证据的一种方式，不经实质性审查判断，无条件地将结论作为审判的基础，这实际是将对专门性事实的认定权转移给鉴定人。

3.行政职权色彩过重。我国民诉法第7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鉴定人只特指法人机构，即法定鉴定部门或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自然人只接受鉴定机构的指派从事其职务上的鉴定工作。这一鉴定人制度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职权色彩，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1）鉴定机构的设置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和职权划分，故机构缺乏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利于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3；（2）鉴定机构或部门职能重叠或交叉，权职界定不明确，对于某些鉴定事项有互相推诿的现象；（3）易造成以鉴定机构的行政级别高低来决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准确性。鉴定结论因其具有行政职权色彩，其证明力被优于其他证据类型而予以采信。我国现行专家鉴定人制度反映出鉴定人作为法官助手的职能作用比较突出，且有关法律也仅承认法官有权指定或聘请鉴定人，因而在实际上就造成了难以对法庭认可的鉴定结论提出质疑乃至达到否定的效果，在程序上实际与我国民诉法第66条形成矛盾。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科技知识的认知上均采用专家证人形式，但在实践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的选择，虽然立法上赋予法官享有指定专家的职权，但在实践中，这一职权的行使十分罕见。由于英美法系的诉讼机制实行的是抗辩式，鉴定人一般由当事人选定，被作为广义上的证人予以看待，由当事人带上法庭，像对待一般证人那样对其进行主询问和交叉询问，故其所作之鉴定结论不被作为独立的证据方式5.而在大陆法系，鉴定人通常被作为与物证相对应的人证来看待，在其诉讼功能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将鉴定人看作为法官的助手，即由专家代替法官在对待证事实及专门性技术领域从事调查、了解，补充法官的认知能力，同时鉴定人兼具证据方法功能，故鉴定人主要由法庭从可作为鉴定人的登记名册中指派6，当事人本人一般不得提供鉴定人，以保持诉讼的公正，维护鉴定结论这一证据方式的真实、可靠性。但是在对事实的认定上，法官依然坚持自由心证，不受鉴定人意见的束缚或限制，并从立法和司法上通过特定的程序规则使鉴定人的意见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疑。而另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将鉴定人仅作为证据方法。

在英美法系鉴定人与证人相对统一的诉讼机制下，由当事人自己选定专家作证。鉴定人与当事人的关系是聘用关系，鉴定人从当事人处取得工作报酬，基于这种利益驱动，鉴定人势必与当事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积极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其所需的专业事实依据。所作的鉴定结论具有倾向性，这种取得专家结论的方式导致了无法将科学的鉴定意见所形成的公正结果交给法院以供作为裁判的基础7.对法官和陪审团的裁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鉴定的技术方法和科学性准确性，而是双方所选鉴定人的声望及其在法庭上的实际表现。

大陆法系将对鉴定人的选任规定为法院所固有的职权，是基于民事诉讼职权进行主义，从保障鉴定人的公正性、中立性从而确保鉴定结论客观性的角度出发，在立法精神上要求对鉴定人的选择应超越当事人各自的诉讼利益。但这一规定片面追求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而忽略了知识产权诉讼作为民事诉讼所具有的私权价值与功能，限制了当事人所拥有的权利。

笔者认为，应在鉴定人制度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改革，将鉴定人由法人机构转化为以自然人名义进行的专业鉴定人，削弱鉴定的职权主义色彩，强化当事人主义鉴定原则。

实行这种改革，就是将双方当事人产生分歧的待证事实交由各自聘请的专家予以论证，由专家利用本人的特殊知识、经验、技术等陈述对待证事实的分析、推测和结论。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专家证人对待证事实的科学判断内容基本一致，无疑可以作为法官认定事实的证据之一。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专家证人所作的论证结果不一致，还可以由法院组织专家技术认证团，要求当事人提供的鉴定人接受专家团的询问，陈述其观点形成所利用的材料信息，对专业待证事实的认识及以其特有的知识、经验积累所作判断的推理过程，并由该专家团对该待证事实进行综合论证，最后该结论与哪一方当事人的专家证言最相近，且对方当事人无相反证据予以辩驳，法院则将该结论作为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证据予以采信，可与其他证据一并审查，作为判案的依据。当然，在对鉴定结论的采信和审查中，还可以引进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方式，以增加程序的对抗性，既适当弱化法官在科技知识方面的职权，让法官真正地处于公正、中立和超然地位，同时又能使当事人真正地负担起举证责任，这也是使各种证据方法由静态走向动态，使法官的自由心证与庭审活动的推进密不可分的重要程序保障8.

在上述做法中，首先必须做的工作是对专家的选择和聘请。在我国，专家一般指在本行业或领域中具有较高学历、经验或技能，享有一定的威望，具有某种特殊知识的自然人。而不象美国那样，对专家采广义理解，即只要在其行业中具有他人无法掌握的知识、技能、经验的人就可以被视为专家。在现行的鉴定人制度中，担任鉴定工作的人员是由鉴定机构予以确定的，即鉴定机构根据法院的委托和待证事实的性质，选择与待证事实属于同一行为领域的专家。如果推行专家证人制度，该项工作将转移到当事人身上。当事人为了证明其权利的客观存在与否或侵权行为的存在与否，会选择其认为最熟悉该待证事实的本行业中的优秀人员，同时为使最后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当事人会为专家的调查、分析，推论提供充分、有效的材料，从而使专家能作出最有利于本方的科学判断。关于鉴定人的选定，笔者认为可以发挥的法定鉴定机构的作用，即由鉴定机构编制该行政区域内各行业专家名单，与专家签订工作，约定专家在发挥其专业所长，科学、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工作的同时对其调查的待证事实负有保密义务。当事人从该登记在册的专家名单中挑选其满意的专家，这既可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又可使专家保持相对的中立。

综上，笔者个人认为推行上述改革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