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著作权案件审判情况回顾思维导图

去年，最高法院二审审理的被部分媒体称为国内知识产权第一案的广州雅芳公司上诉香港太平洋优利达公司、北京京延公司数据库软件侵权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最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事实不清，决定发回重审。该案由于具有涉外因素，案件事实涉及合同和侵权的众多事实，涉及软件最终用户的法律责任，原审判决赔偿数额达1200万美元，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人们正等待着该案继续审理的结果。

去年，地方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审理、审结了一批有社会影响的著作权纠纷案，如北京法院审理的美国微软公司诉北京亚都科技集团计算机软件侵权案，陈佩斯、朱时茂诉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侵犯著作权和表演权纠纷案等；上海法院审理的郭石夫诉杭州娃哈哈集团侵犯《娃哈哈》歌名著作权纠纷案；江苏法院审结的南京青铜研究所诉南京金钥匙礼品公司、第三人南京市庆祝香港回归组委会侵犯“警世钟”著作权纠纷案，西藏高院审结的杨松云诉日喀则地区行署修建灵塔办公室侵犯“班禅大师头像”著作权纠纷案等。

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审结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相当一部分在全国甚至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媒体将著作权纠纷案件作为热点新闻的审判活动当作重要的社会事实新闻进行报导，还有相当数量的媒体约请法官、有关专家对重大案件进行评析、讨论，使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及对著作权保护的客观情况被国内外关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人们所了解、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人民法院的声望，增强了人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信心。

与网络有关的著作权案件接连不断，是1999年一道备受注目的风景。在十余起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作家王蒙等六人分别诉世纪互联公司在网上侵犯著作权一案更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轰动。

在法律界、知识产权界，这些案件所引起的，是对网上侵权案件中有关地域管辖、保护对象的确认、法律适用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

关于管辖：如何确定在网络上侵犯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地，往往是当事人争议的问题，也是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案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网络上侵权行为的主要表现是数字化“复制”，确定复制的地点，也就确定了侵权行为地。但是，复制的具体行为又有多种，，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区别对待。对于擅自将他人的作品上网的侵权行为，因涉及到的复制行为是在终端电脑上完成的，该电脑所在的地点就是侵权行为地；对于擅自将他人的网上作品复制下载的，下载所使用的电脑的所在地是侵权行为地，对此一般人没有异议，由于下载时被告需要访问存放作品的服务器，必须“接触”服务器，因此，多数人认为这种“访问”或者“接触”构成下载行为过程的一环，那么服务器所在地也应当认为是侵权行为地。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准备作出正式的司法解释。

关于法律适用：一般认为，首先应当将网络上出现的数字化作品与其他作品等同看待，在现行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著作权法有关作品的一般规定予以保护；对于将其他形式的作品数字化上网的，应当理解为是对其他形式作品的复制行为，适用著作权法予以处理；网络上传输作品的，目前可以视为是对作品的使用，适用有关作品使用的著作权法规定处理。由于网络传输具有与其他作品的发行、传播等使用方式不同的特点，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专家正在建议在著作权法中增设网络传输权，对网络作品进行更加有效的保护。

关于侵权赔偿：原则上在网络上的侵权既要对物质损失进行赔偿，也要对精神损失进行赔偿。在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定额赔偿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赔偿方法，幅度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建议的5000元至30万元掌握。

关于新技术：去年，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中涉及请求保护数据库结构、参数及其他非程序性设计的案件也有发生。由于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所确定的保护对象是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因此，依法是否应当保护上列对象以及如何对上列对象与计算机程序、文档的关系作出认定，就产生了法律上的问题和技术性判断的难点。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有关案件正在加强研究。

将他人的作品用作自己的注册商标、服务标记、商品名称而产生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出现增长，山西省高院一审、最高法院二审的薛晓喜诉山西铝厂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薛晓喜个人最初索赔标的达上千万元，表明公众对自身权利的保护意识和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价意识有所增强。

去年，还出现了不少要求对私人住宅建筑作品、新闻电视作品进行司法保护的案件，这些类型的案件是以往罕见的。

著作权案件类型的不断拓展，说明人民法院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判已经步入良性的、全面的发展阶段。

1999年是人民法院开展“审判质量年”活动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一年。同其他民事、经济、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一样，在以公开审判为核心进行审判方式改革的大环境下，著作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基本实现了“程序公正、裁判公正”等司法公正的具体目标。

总体上说，1999年大部分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类型仍然是已有类型，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侵权的认定，法律责任的承担尤其是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问题上。

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和反映情况的案件看，以下问题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