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东纵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思维导图

记者：入世十年，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迅速。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有一些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关联的特权制度出现，如1577年，苏黎世的一个公民获得了一项与喷泉有关的特权保护。这类特权制度与其后产生的知识产权制度有何渊源？

吴汉东：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嬗变的历史过程。以英国为例，英国封建特许权包括产品专营权和印刷专有权。产品专营权由皇室所授予，成为各种行会垄断生产和流通的特权；印刷专有权仅是一种行政庇护，其受益者主要是出版商。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与封建特许权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知识产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它不应由国家特许而产生；其次，知识产权是“普世”的，它是一种“普遍权利要求”，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财产权，而不可能是个别的、局部的行政庇护权；最后，知识产权是“法定”的，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它是一种“法定权利”，法律规定是知识产权产生的依据。可以说，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将非物质财产的权利形态改造成为私人普遍享有私益的权利、私益受到私法严格保护的权利，这即是从特许权到私权的制度变革。

记者：从封建特许权到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确立了对私权的保护，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能否结合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思想文化等社会背景，简单介绍其产生的过程？

吴汉东：工业革命在观念文化上带给现代社会最大的突破和冲击体现在确立了财产私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重要法律思想。这种思想的确立，与14世纪至16世纪英国以及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密切相关。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新思想，激励人们改造现世，研究自然，重视实际有用的知识。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平等自由，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又为英国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备。

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率先在英国形成并产生政策效益，也在于当时英国具备了实施这一制度的一般社会条件：从15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英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出现了采用先进技术，制造和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各种机器的市场需求，促使工艺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工艺学为工业文明的出现以及以保护工业文明为使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发达的工业经济呼唤专利等法律制度。1623年，英国颁布的《垄断法规》，限制了以往被国王垄断的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油、盐、醋和淀粉的专利权，保护了真正的发明创造者的利益，刺激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垄断法规》的颁布及其内容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专利法的制定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790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专利法，该法授予发明者14年保护期限的专利权。1791年法国通过了第一部专利法，德国在1877年通过了专利法。

记者：在鼓励创新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对工业革命时期的种种重大创新成果给予保护，如蒸汽机、纺织机等，这样的保护是如何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能否列举具体事例予以说明？

吴汉东：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出现极大地激励了科技创新活动的进行。英国的《垄断法规》，旨在鼓励新技术发明及其应用，专利的目的不是形成贸易垄断，而是通过暂时的“垄断权”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垄断法规》第六条规定，“能够获得专利权或特权的对象为在英国首次采用新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真正的发明者。”1709年，英国颁布的《安娜法令》则首次授予作者、出版商专有复制权利，保护和激励人们创造作品和对兴办出版业进行投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专利申请量急剧增加，出现了以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一批重大机器发明。18世纪末，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的瓦特制造出带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样机，获得他的第一项蒸汽机专利。美国则涌现出以爱迪生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发明家，其中，爱迪生一生拥有的专利超过千件。知识产权法律为美国工业革命的进行以及使其快速走上工业化发达国家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在对14世纪的中国与17世纪至18世纪的英国作出比较分析后指出，工业革命的动向，即那时英国拥有作为产权制度的一种特殊范畴,也就是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了发明创造者的利益，刺激了发明创造者的热情，从而使得发明大量涌现并带来浪潮般的技术革新，进而启动了工业革命并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奇迹。

记者：可否说知识产权文化的渊源在于对财产私权的确立？这与后来被公众认可的知识产权文化有何联系？工业革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有何借鉴和启示意义？

吴汉东：的确，早期知识产权文化所蕴含的内涵的核心在于，确认了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并且是基于抽象物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财产权形式。这种对私权的确认成为推动创新的物质激励基础。知识产权制度从一开始就通过对私权的确认，体现了对权利的尊重和对创造的激励，成为知识产权文化发展的渊源。我们知道，近代知识产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嬗变的历史过程。根据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需求，对知识产权制度做出选择性政策安排，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史上，都有一个从选择保护到全部保护，从弱保护到强保护的过渡期。但是，随着新的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知识产权立法呈现出一体化、趋同化的发展态势。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缓慢过渡期和准备期，中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目标，有一个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的差距，说到底也就是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与质量的差距。因此，对于进入到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对于激励科技创新，促进文化繁荣，实现经济发展大有益处。

现状篇

记者：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文化，文化通过制度体现，也影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您认为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知识产权文化现状如何？

我国社会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还有待加强，知识产权文化还处于形成阶段，这是知识产权法律实施目标的障碍性因素。根据《我国公民知识产权意识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保护方面不断加强投入，社会整体对知识产权认识程度和自我保护意识也明显提升，但在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行为规范的完善方面却未收到明显成效。知识产权意识的淡漠，使得人们对知识产权法律的正义性认同受到消极影响。

记者：文化的形成需要有历史的土壤，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产权文化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如有人就主张“窃书不为盗”等观念，能否说，目前我国要培养适合知识产权文化生存的意识土壤，还需要较长时间。

吴汉东：现代知识产权的文化构建，需要一般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从而形成法律文化再造的运动能量和运动方向。首先是知识经济市场的原动力。基于市场经济的内生力量，必然产生与知识产品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相适应的知识产权文化。其次是政策制度环境的保障力。政策制度环境的营造，对于良好的法律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日本在近代对德国式民法的选择，在现代对美国式宪法的引入，无一不是凭借政治权威，包括相关政策制度的推引，以改造原有法律文化，从而极大地提高日本法律文化的承载力。最后是文化宣传教育的引导力。在全社会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培养公众的知识产权权利观念和规则意识，是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我国，通过学校创建知识产权教育模式，以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创新思维和变革意识;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知识宣传，普及和提高全民尤其是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显得特别重要。总之，知识产权文化的培育与养成，是我国30年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理应成为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时期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

记者：改革开放，为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生根、开花、结果带来了机遇。现阶段，对这一制度我们应从知识产权文化层面做出哪些新的解释？

吴汉东：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十年来，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已经摆脱了被动移植的局面，从调整性适用进入到主动性安排阶段。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我们应作出新的文化解释，秉持新的思想观念。

第一，世界眼光。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国际背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际贸易体制之中，知识产权制度一体化、国际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第二，中国立场。我认为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必须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的政策需要。也就是说，必须着眼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在遵守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尽可能考虑本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产权法律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协调。

第三，与时俱进。知识产权制度基于科技革命而生，源于科技革命而变，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最含科技要素，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必须保持一种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第四，为我所用。最近几年，我国社会发展有两个重大目标：一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一个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以为，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要为实现这两个宏伟目标提供战略支撑和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