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非遗产品的知识产权思维导图

入选2012年十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案件的“泥人张”案件，源自天津、北京两个“泥人张”“打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锠是天津“泥人张”第四代传人，他的太爷爷就是“泥人张”的开山鼻祖张明山。在经营活动中，张锠一直将“泥人张”作为商业标识。

与此同时，北京人张铁成也宣称自己是北京“泥人张”传人，并注册了公司从事经营。张锠认为，北京“泥人张”侵犯了自己对“泥人张”名称享有的专用权，2005年将其告上法庭。

官司从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2012年，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天津“泥人张”胜诉。驰名中外的老字号“泥人张”终于得到了依法保护。

判决书指出，“泥人张”作为张明山及其后人中泥塑艺人的特定称谓和他们所传承的特定技艺、创作生产作品的特定名称，具有极高社会知名度，承载着极大商业价值。被告张铁成等人在明知“泥人张”知名度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又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为合法使用，客观上造成了公众的混淆和误认，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取证难不仅仅存在于“泥人张”一案中。知名的商业老字号大多具有上百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在长期的变迁中普遍权属不清，要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知名度，进而保护字号权利、制止不正当竞争，难度非常大。

目前，各级法院对商业老字号知名度的认定，一般参照商标法关于驰名商标的标准加以判断。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法官侯占恒表示，商业老字号的地域性较强，对知名度的认定可以适当从宽掌握。

“我认为，当企业提供了"中华老字号"证书时，又提供了认定"中华老字号"时所提交的相应证据，即可认定这一老字号具有一定知名度。”侯占恒说。

寥蓝、板蓝根、艾蒿……这些天然植物稍作加工，就变成了染料，能制造出色彩艳丽的扎染制品。

2008年6月，以扎染主产地四川自贡命名的“自贡扎染”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扎染工艺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也引发了一场纠纷。

一个身穿民族服装、背着彩旗的民间艺人出现在法庭上，旁听审案。这是2011年9月，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审理“安顺地戏”案时的一幕。

某著名导演拍摄电影《千里走单骑》时，使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安顺地戏的戏剧表演，但影片中却将其张冠李戴为“云南面具戏”。受影片影响，一些观众专程前往丽江寻找所谓“云南面具戏”，无果而终。

贵州安顺文化体育局认为，张艺谋和制片方侵犯了安顺地戏这一民间文艺作品的署名权，于是起诉到法院。出现在法庭上的民间艺人，正是片中安顺地戏的表演者。

此案经过一审、二审，原告的主张均被驳回。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按照著作权法，署名权是作者对作品的权利。安顺地戏与京剧、评剧一样，仅是一个戏剧种类，本身不构成作品。只有安顺地戏中某一个特定剧目，如影片中使用的《千里走单骑》，才能构成作品。

“安顺地戏”案轰动海内外，有媒体形容为“非遗第一案”。虽然过去了两年多，其影响仍在发酵，争论也远远超出了“作品”的范围。

黄玉烨认为，安顺地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安顺地区的人民创造、传承、发展，其所有权应归安顺地区全体人民所有。“这起案件中，由政府的文体局提起诉讼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毕竟这是民事官司，政府不是合适的诉讼主体。”

事实上，包括民间文艺在内，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归谁所有，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是非遗保护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制定于1990年的著作权法只有一个条文：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而时至今日，国务院的条例尚未出台。

“保护民间文艺不适宜用著作权法，而要用特别的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应尽快出台民间文艺保护条例，填补空白。”黄玉烨建议，可以考虑设立音著协、影著协这样的集体管理组织，或者成立专门的基金会，代为行使民间文艺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