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发明遭遇低质专利 好专利 如何能卖大价钱思维导图

不为人知的是，这项发明早在2002年就已问世并申请了专利，但沉睡数年一直乏人问津。2008年开始，经过纵刚带领的团队两年多的运作，立时成为多家药企争抢的“金娃娃”。

同样一个发明，从无人问津到跨国企业争抢，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优质发明遭遇低质专利

有了一项好发明，首先想到的是做什么？

“我们的科研人员多半以发表论文为终点，有时也顺带申请专利，但多为满足科研要求。”在美国从事多年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管理和转化的纵刚，4年前被上海生科院请回国。在查阅往年的科研成果时，纵刚忍不住叹息：多少高质量的成果被埋没了啊！

转让给赛诺菲公司的蛋白抗肿瘤药物专利技术就是纵刚“挽救”出来的成果。2003年，国际肿瘤生物学权威杂志《癌细胞》对此报道，称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工作乃“肿瘤新生血管形成研究‘必读’”。

可惜的是，这么好的发明却被低质量的专利“害死”了——最初申请的专利很容易被“绕过”，难怪制药企业都不敢接手。了解到研究的后续进展后，纵刚判断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保护这个成果，于是为这个成果另外申请了新专利。新专利把成果保护得严严实实，同时将进入几十个国家，覆盖全球主要市场。

“科研人员创造出了发明，但要创造出高质量、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还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和运作。”纵刚认为，发明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前期的“培育”和后期的“包装”。申请专利之前就要对其专利性和潜在商业价值进行评估，指导发明人进一步完善数据，扩大保护的范围，这样的专利才有高价值。

令人忧心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专利大国”里，充斥着大量低商业价值的专利乃至垃圾专利。纵刚认为，评价机制中对专利的不合理使用，过分强调专利数量而非质量，知识产权配套服务业发展滞后，缺乏专业化管理，都是造成专利质量差、转化效率低的重要因素。

帮科学家“运作”成果

采访中，纵刚向记者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次谈判经历。2007年，上海生科院的一位科学家在植物抗虫性研究上有了突破性进展，投资人有意出资与上海生科院成立新公司。但这项成果值多少钱，科学家心里没谱。

这也是科学家们经常遇到的问题。纵刚的谈判结果是，上海生科院将该技术的亚洲地区专利权，作价约1400万元入股成立新公司。同时，将该技术在亚洲以外地区几种作物的专利使用权许可给一家世界知名农业生物技术企业，合同金额1000多万美元外加销售额提成。这种“分作物、分区域”的谈判技巧，使得此项专利许可单是合同金额就比科学家原先预计的提高了10倍以上。

美国斯坦福大学有句名言：“永远不要让教授坐在谈判桌前”。纵刚说，在我国，由于科研单位缺乏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管理，多数发明人只能主要靠自己管专利、谈交易，大量专利的价值被低估，而且申请国外专利极少，国外市场的价值被白白丢掉。

上海生科院副院长倪福弟告诉记者，4年前，上海生科院下决心在国内率先创建专业化的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中心，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知识产权管理挑战。2007年至2010年，上海生科院的专利数量逐步增长、质量显著提高，其中在国外市场申请和授权的专利数量有了显著增长，与国内外企业签订许可、转让与合作研发合同总额达到6.5亿元。今年以来已达成专利许可交易9项，不包括销售额提成，合同金额已超过3亿元。

理念和人才，缺一不可

帮科学家“运作”成果，是个专业活、技术活。在上海生科院，从发明开始，就由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中心介入进行专业化管理，从发明的专利性和商业价值的评估、培育，到专利申请的全过程，再到找市场、实现专利的许可转让，有一条完整的工作链。

然而，由于知识产权管理与转化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较短，很多科研单位对这项工作的专业化性质和现代高科技商业模式不够了解，不少高校的科研处只有一两个人分管知识产权，且多以行政人员的方式进行简单中介式运作，投入不少，效果却不好。

纵刚认为，科技成果转化不同于简单的交易，是复杂的商业行为。做好这项工作，正确理念是根本。而评判一项发明能否得到专利授权、能“圈到多大的地”、潜在的商业价值等等，都取决于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判断，需要精通科研、英语、商业、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纵刚告诉记者，国际市场对这类人才竞争激烈，欧美市场这类人才的平均薪酬是教授平均薪酬的两倍。上海生科院2003年到2006年期间培养的一批知识产权管理人才，陆续被跨国公司和国外的研究机构高薪挖走，2006年底基本全部流失。

“要有留住人才的体制机制才行。”纵刚认为，我国目前还只是重视科研专业人才，对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明显滞后。2010年，在上海生科院的支持下，纵刚所在的中心成立了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一来可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高水平的培训，稳住一支高素质的队伍，还可以让更多科研机构分享到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管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