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执政党促进社会诚信友爱的理念、做法及启示思维导图

外国执政党促进社会诚信友爱的主要做法

1、加强政德立法，制订党政行为准则。共产党普遍注意对党员干部的道德约束，越共颁布党员“19条不准”，老挝共产党设“14条禁令”，古巴共产党1996年颁布《国家干部道德法规》，规定“26条戒律”。文官制度较发达的国家重点突出公共伦理立法工作。如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协力推进政府诚信立法。1958年美通过《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为所有政府官员和雇员制定了广泛的道德规范。针对“水门事件”暴露的政府道德缺失，美1978年通过《政府道德法》。老布什执政期间促国会通过《政府行为道德改革法案》，形成了覆盖行政、立法、司法三大系统的更严格的道德标准；1992年又颁布了操作性更强的《行政官员伦理指导标准》。

3、施行政务公开，加强与民众互动。信息公开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密切党群政群关系、取信于民的有效办法。目前有几十个国家制定了政务公开的专门法。一些党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如越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起与人民直接接触和对话的制度，经常听取民众的参政意见。古共完善信访和信息员制度，搜集基层意见，随时直接上报中央。

4、加强反腐立法与司法，营造清廉政风。一些执政党认识到腐败对党的政治诚信的巨大杀伤力，纷纷重拳反腐。一些党调整政府机构设置，设立拥有重权的反腐专门机构，如新加坡和印度设有中央直属的反贪调查局，菲律宾和泰国有反贪委员会等。一些执政党动员群众力量打击腐败行为。古共设全国群众举报委员会，由主管党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亲自领导。一些执政党推动立法机构加强惩治性反腐立法工作。俄、英、新等国均有专门的《反贪污法》，老挝共产党颁布《反贪污腐败条例》，越共颁布《预防、反对腐败法》等。

1、健全信用立法。发达征信国家普遍已建立起相对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涉及信用信息征集、使用、监管等各领域。针对信用市场勃发却又失范的严重问题，美民主和共和两党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相继推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信用法律，分为信用管理法律、保护个人隐私法、规范征信机构收集政府信息的法律等三类，为美国特色的市场主导型社会信用体系奠定法律基础。20世纪90年代起，西欧主要国家执政党纷纷加快信用立法步伐，以个人信用信息征集与使用为例，英、意、西等制定了《数据保护法》，加强了对征信公正和隐私保护的规定。

2、完善信用行业管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主要通过立法及行政法令为信用管理提供执法框架，不设专门管理机构，强调信用行业的高度市场化自律，但官方仍有一定监管职能。针对大公司丑闻频发暴露出的企业失信及信用评级缺陷，美共和党政府2002年批准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强化了对公司管理层的诚信义务及信用责任机制的规定。2006年，美共和党主导国会通过了《缓解少数信用评级机构垄断市场》法案，意在增加信用评级市场竞争，同时给予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评级公司的新权力。以法、德为代表的西欧国家采用政府主导型信用模式，信用信息服务机构由政府出资建立，直接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

3、改进失信惩罚机制。美、欧等设计失信惩罚机制时，着重从控制信用信息使用目的、范围及信息类别入手，争取既能充分披露负面信息，又不致给失信者造成过度伤害。如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区分了需要和不需要个人同意而记入信用报告的两类信息，并对负面信息设定时效，超过时效的有害记录即使本人同意也不得进入信用报告。

2、探索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德化环境。一些执政党推进德育改革，把学校教育作为德育基地，突出互动教学、激发学生伦理思考能力；采取学科渗透的方法，让所有学科均承担起一定的德育功能；提倡情境教学，从学校环境布置入手营造促进学生品格发展的情境；丰富课外活动，培养道德实践能力。一些执政党重视强化家庭教育基础，如日本自民党在深化公民教育改革中强化家庭教育功能，视父母自觉教育为确立国民道德修养的源泉，把培养家庭中人与人基本信赖关系和给予孩子充分的爱作为家教的重点内容。一些执政党重视促进社会德化氛围的形成，如日本自民党认为，作为生活场所的社区具有不可替代的“无意识的教育力”，鼓励学校积极利用社区教育力量，政府资助改善社区教育条件，增进社区居民增进交流和团结。

1、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救助是政府主导的对特殊困难人群施行的维护基本生存权利的特殊补助和帮扶。针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误造成的巨大贫困人群，拉美一些执政党加强以扶贫为重点的社会救助。巴西劳工党出台“家庭救助计划”、阿根廷正义党转行“中左”性质的改革，加大低保救济力度。智利社会党领导的中左翼民主联盟2002年启动扶贫攻坚的“智利团结计划”，一改过去政府被动受理救助申请的做法，主动定期普查贫困人口，主动邀请赤贫家庭参加救助计划，为每个家庭量身设计具体救助方案。一些党把互助和自助相结合的理念运用到扶弱工作中，探索建立帮扶弱势群体的长效机制。突尼斯宪盟设全国互助银行、就业基金等机构，前者通过提供小额贷款及专门指导，引导困难群众广开财源，自助脱贫；后者负责培训失业人员并指导其谋职。

2、促进种族和谐与宗教宽容，加强社会融合。一些执政党立足本国多种族、多宗教共存的现实，努力探索多元社会运行规律，在宪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言行，加大政府干预，寻找种族共荣的平衡点。以马来西亚为例，巫统在20世纪70、80年代奉行维护马来人特权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使马来人经济地位大幅提高、仇华心理渐低，但也招致华人及其他民族的不满。20世纪90年代初，巫统制定了《2020年宏愿》，提出新的“国家发展政策”，强调各民族平等发展，“一视同仁”，颁布优惠政策促进马华合营，在维护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教国教地位的同时，强调多元文化结合，倡导各族“一家亲”，促进了各族和睦。

3、发展志愿性公益慈善事业，调动全社会奉献爱心的积极性。公益慈善是指个人、群体或社会组织自愿向社会或受益人无偿捐助钱物或提供志愿服务的行为，满足着人们奉献爱心、回馈社会的善念。一些执政党注重保护、激发、规范个人或组织的公益善行。有的党给予公益组织以政策优惠，或增加政府拨款，或实行减免税优惠。有的党直接从事慈善事业，以此发挥社会示范效应，如法国左右翼政党都强调慈善事业是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部分，和民间组织一起建立了许多慈善机构。有的党重视调动宗教界的慈善意愿，如美共和党提出信仰型社区倡议，保障宗教慈善组织同世俗慈善组织一样有享受联邦的平等资助，扩大了慈善事业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