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坏账处理是否蕴含着制度创新思维导图

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经历过金融危机，无论是发达的美欧，还是拉美和东南亚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未能幸免。但是，中国至今还没有金融危机。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运气好，也有人在不断地说“快了”，不过，中国的老百姓和金融当局实在是不愿意它真的发生。

现在，在被公认为金融业最强大，并通过金融业操纵着全球经济的美国，却正在经历着战后经济最危险的时刻。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不断传出坏消息，这令中国的金融家和理论家们十分沮丧，如果美国遭遇不幸，在替他们悲哀的同时，中国金融业恐怕要考虑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问题了。

呆坏账历来被看作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对任何一个银行来说，避免呆坏账的发生是其风险控制的最重要目标。金融当局一方面要敦促金融机构自律并予以监督，另一方面，要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引起的连锁反应，也就是防范传染机制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这是近年来日益被提上日程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早期，金融危机通常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的伴生物。当工商企业出现销售困难和财务危机的时候，便引起大面积银行呆坏账，从而引起信用紧缩并使得经济衰退得以持续。这使得经济呈现出周期性，产生“繁荣、危机、萧条、复苏然后再繁荣”的循环。从182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规律性的周期一直困扰着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明显成效，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经济危机”的字眼可以从经济学的字典中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衰退”，是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生产力大规模破坏和经济总量的绝对下降。尽管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70年代的滞涨，但是，二战以前那样的传统经济危机的确再没有大规模出现过。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到80年代以后，经济衰退不再主要是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需求不足而引起的了，金融危机也不再是经济危机的伴生物，它通常率先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泡沫破灭造成资产价格下降，导致大量呆坏账产生，引起经济衰退、收入下降和消费持续萎缩。引起呆坏账的也不再主要是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部门，多是因为股市、债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的泡沫破灭造成的。情况刚好和早期资本主义相反，金融危机不再是经济危机的伴生物，它正在成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会产生信用紧缩，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经济停滞不前，只有在经历了长期的萧条之后经济才得以恢复。呆坏账是通过危机，通过失业和衰退来消除或削减的。整个过程漫长，往往要数年或十数年，使得整个社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而中国处理呆坏账是通过剥离的办法，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将呆坏账剥离，单独成立处理呆坏账的资产管理公司。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传统相比，中国的呆坏账没有引起大规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没有引起金融危机。不通过危机、失业和大规模企业倒闭来解决呆坏账问题，可能是自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之后最重要的宏观措施，而且可能是市场经济真正摆脱危机困扰的一个根本性转折。

在发达经济体中，同样的做法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盛行。泡沫经济曾经使日本陷入长期的不景气，直到2002年，日本金融机构的呆坏账还在发作，最终日本政府还是着手收购了部分呆坏账。最近，我们注意到，自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金融当局多次向金融业大规模注资，同时直接插手濒临倒闭金融机构的拯救活动，包括借款、插手收购、重组等。欧洲也在同时做同样的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违背“自负盈亏”的市场原则，也有违“公平”的市场原则。这表明美国宏观政策正在发生着变化，显示出美国金融当局的无奈。

学术界也在探讨，当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大规模倒闭风险的时候，要不要拯救它们。显然，中国的呆坏账处理不是仅仅用“不规范”就可以解释的，它背后也许蕴藏着新的规则，新的理论命题。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创立了金融深化理论，其中一个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命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压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金融自由化”，通过“金融自由化”可以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问题。而当2004年麦金农来华演讲的时候，他意识到中国成功地解决了“金融压抑”问题，但却不是通过“金融自由化”。

让我们来解释在没有“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金融压抑”是怎样消除的。假定一个发展中国家申请贷款的有1000人，其中潜在的企业家只有一半，另外500个贷款申请人是潜在的呆坏账制造者。银行只要挑出500个潜在的企业家，并给予贷款，整个经济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本国银行的水平低，且有很多旧有的人际关系、腐败和官僚主义的牵扯，很难从这1000人里正确地将500个潜在企业家挑出来。

在理论上对中国呆坏账处理的办法进行概括，可能更多的人宁可将其看成是计划经济做法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自然延伸和惯性，或者是“歪打正着”，这也被西方学者看作是“滥发贷款”。“挑不出来就干脆不挑”，问题只解决了一半，也就是迈出了第一步：潜在的500企业家得到了贷款，经济肯定会进入高增长路径，但新的问题是呆坏账怎么办?还要走第二步。

如果呆坏账不导致银行倒闭，呆坏账不引起信用紧缩，它就可以通过剥离的办法来处理。剥离呆坏账，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解决金融压抑问题的第二步。四大国有银行率先剥离呆坏账，并成立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理这些呆坏账，这一做法使得商业银行的呆坏账率大幅度降低。在中国，没有因呆坏账引起的紧缩和金融危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鼓励呆坏账。惩罚限于肇事者和相关责任者，无辜的储户和企业以及众多的就业者得以免受牵连。当然，这破坏了“自负盈亏”的市场原则，但是免于危机，免于牵连无辜者不是更公平，更人道一些吗?

中国处理呆坏账的办法具有更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价值。进一步思考高呆坏账率不会引起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公众的信心。呆坏账可以引起银行资不抵债，如果银行的储户不来挤提存款，如果银行能够保证其流动性，呆坏账即使超过银行自有资本数倍也不会影响银行的正常业务。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对政府的信任从没有减弱过，对市场经济所需的风险意识却迟迟难以建立。这造成了人们对市场原则的轻视，久而久之，呆坏账除了账面意义之外，既不引起公众恐慌，也不引起银行信用紧缩，也就不会引起金融危机。公众认为政府不会不管，而政府也从来没有令储户失望过，“稳定第一”的原则造成了人们对官方机构的信任，也造成了对于公共机构的信心。这样的储户是所有西方金融机构所羡慕的，因为中国储户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并给银行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恢复。显然，在逐渐确立市场原则的同时，也应保护这种尚未受过打击的公众信心，因为没有经历过金融恐慌的公众可以化解风险。要破坏这种公众的信心也很简单，只要出现困难时，当局任由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一个破产，这种信任就会荡然无存。

呆坏账没有引起银行紧缩信用是它不会自动引起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其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银行性质没有企业化。在中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央行控制的，它通过存款准备金率，通过再贷款，通过对银行间市场的干预来控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银行业的紧缩和扩张，基本上是受宏观调控的，呆坏账率对银行业紧缩信贷的影响极其有限，这也是我们与西方的重要区别之一。

四大国有银行的“帽子戏法”，使得它们从一个极高呆坏账率的金融机构一下子变为可以跻身国际业务的大银行，不是靠长期的风险管理经验，而是靠处理呆坏账的方法。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国有四大银行自身竞争力还有待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处理呆坏账办法实际上是用国家信用来支持银行信用。西方对呆坏账的干预与中国对呆坏账的干预都是不得已为之，是逼出来的。二者虽有区别，处理呆坏账的原则是一样的，用政府信用来支持银行信用，避免危机发生。

中国呆坏账的处理是成功的，要理解其成功的原因还要从呆坏账对经济的影响过程开始。我们要了解呆坏账引起危机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而没有引起危机又是怎样一个过程，了解呆坏账产生的过程中，到底谁遭受了损失，整个社会是否有损失，损失大致有多大?

假定银行贷给某甲100万元，甲拿去投资购买了机器设备，雇佣了职工和高级管理人员。但是经营不善，大幅度亏损，资不抵债还不起贷款，形成了银行的坏账。甲无疑是遭到损失了，他也给银行造成了损失，银行的钱还不上了，经营失败的某甲把它挥霍光了。钱真的消失了吗?没有，只是甲手里没有了，从宏观看钱并没有消失。这100万元成了机器制造商、工人和企业高管的收入。它成全了机器制造商的生产，也支持了工人和高管的消费。原则是：花掉100万的同时将创造100万的收入。简单地说，某甲的开支成为某乙的收入，某乙的开支会成为某丙的收入等等。最终这100万将会成为存款存入银行，它可能是这个交易链条中每一个交易环节中多余货币累积而成的存款，也可能是最终得到收入的人不再买任何商品而存入银行。不管怎么说，在每天的交易过后，大部分资金都会以存款方式回到各交易者的账户上。结果是贷给某甲的100万贷款被交易过程重新配置，成为新增收入存入银行。货币并没有损失，只是银行多了100万呆坏账和由其造成的新增存款。如果这个游戏接着玩下去，银行的存款会与呆坏账一起增加，呆坏账率就会逐渐提高。

从实物角度看，有没有损失呢?有，但不会像账面损失那样大。例如，失败的企业家会购买设备、租用厂房，一旦企业倒闭，这些厂房和设备会在清产核资过程中被拍卖或转让，最后，通过重新配置，它们多数会发挥其物理功能，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这样，呆坏账引起的物质损失仅仅是一些生产设备和厂房会被暂时闲置。这种损失的多寡取决于二手设备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从确定企业倒闭到清产核资的程序等等。工人也会暂时失业，但是，总需求不会因此而减少，总就业就不会下降，职位空缺和消失的职位可能会有变化。如果贷款是在增加的，总需求就会增加，不管其呆坏账率多高，就业都会增加。从宏观角度看，如果呆坏账不引起银行倒闭和信用紧缩，就不会引起金融危机，其造成的物质损失就是微不足道的，对就业就没有负面影响。

既然在呆坏账的创造过程中，资金没有减少，总需求没有减少，就业总量也没有减少，社会基本没有什么损失，那么呆坏账不过是银行账面上的数字罢了。至少宏观上看是如此。如果银行倒闭或因呆坏账大幅度紧缩信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会引起经济衰退。如果没有因呆坏账导致的银行倒闭和全面信用紧缩，呆坏账就仅仅存在于账面上。只不过同发达市场经济的银行相比，它太难看了，如果能从银行账面上划掉就好了，反正它也没什么实质性内容。

例如，某个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引起储户挤提，于是央行为处理呆坏账，临时增加对该银行的再贷款，或者支持另外一个银行接管该银行的同时通过再贷款冲消其部分呆坏账，银行的再贷款会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因为银行的呆坏账并不意味着银行贷出的资金在流通中消失了，它还在流通中媒介着各种交换和投资。这就意味着，如果为处理呆坏账央行增加了货币投放，这笔新增的货币并不是补充呆坏账引起的货币流失，因为呆坏账不会引起资金流失，于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流动性膨胀。但是其膨胀规模不一定与呆坏账的规模相等。即使全部储户前来挤提，央行需要提供贷款冲销全部呆坏账款，这种流动性的注入也仅仅是暂时的。当最初的恐慌过后，储户会将自己提出的款项转存到其他银行或重组的新银行，只要控制得当，一部分为处理呆坏账增加的央行再贷款大部分会在事件处理完成后，通过央行收回而不至引起流动性膨胀。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产生我国货币内生性的“倒逼机制”。

这就是说，呆坏账出现以后，央行向金融业的注资，以及可能的财政性支持，会一定程度地引起流动性扩张。但是，这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现在可以说，中国成功地解决“金融压抑”问题，却没有“金融自由化”，剥离呆坏账的方法富有应付金融危机的意义。

次贷危机导致大面积呆坏账涌现，许多银行倒闭在即，美国官方想尽办法也无法短期内拯救它的金融系统。而在中国，单个看，无论是银行还是监管机构，都不是美国的对手。一直不太规范的操作和监管，让人看着总是悬悬乎乎的，但是纵然小问题不断，大问题还是未见。这恐怕不是运气问题，不是经营和管理的问题，也不是监管的问题，唯一可以解释的大概就是制度或体制。简单说，如果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国应该有金融危机，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循原有的游戏规则。问题在于，游戏规则如果不变，中国就一定会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如果游戏规则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是与中国采取措施方向一致的变化，可能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一旦人们普遍不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就意味着游戏规则将会被改变，而游戏规则一旦成为人们获利的障碍，或者成为躲避风险的束缚，抛弃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中国的呆坏账主要是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所致。而美国则是房地产与其金融衍生物泛起的泡沫破灭所致。二者区别很大，从企业管理和金融监管角度说，中国的呆坏账是低级游戏玩不好的结果，而美国则是高级游戏玩不好所致。

在消费和投资没有出现较大波动的前提下，如果大面积出现呆坏账，只有在经济虚拟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中才可能。次贷危机之所以在初期不被重视，其原因也在于直到次贷危机爆发数个月后，其总需求仍然没有下降，CPI也没有大幅度波动。而当局和公众总是以这些实际经济的指标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虚拟经济发达的经济体中，资产价格是经常波动的，而这种波动只有大规模引起债务链断裂，或大规模呆坏账的时候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也正因为如此，虚拟经济引起的危机通常给人以孕育时间短，具有突发性的印象。

贷款给低收入者本身就比贷款给高收入者风险大，加上首付资金比例过低，有不少甚至达到零首付，使得杠杆率过高。当这种风险偏大的债务被大规模证券化以后，风险被分散的同时也被大面积地转移到众多的买主手中，而这些买主多数是金融企业或银行，这一方面使得风险传导路径延长;另一方面，也使得次级房地产的资产被多层虚拟化。其实，次级贷款的抵押物——房地产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它们才是维持这个虚拟价值增值链条的关键。不是他们购买的房地产被资本化，而是这个收入被资本化，资本化的理论公式是收入除以利息率。这样，这个收入就被放大数倍成为资产，这就是证券化的虚拟性质的来源，一旦这个收入流出现问题，一旦其抵押物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比率高于贷款的杠杆率，一旦本币汇率和其他资产收益率变化引起人们对该证券的抛售等等，都会迅速引起大面积的亏损，导致人们恐慌，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美国次贷危机的基础是发达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越发达，风险越与整个经济环境有关，个别企业无力单独抵抗风险，在次贷危机的例子中，企业甚至无法逃避这种大环境造成的风险。正是经济的虚拟化，使得个别风险汇集在虚拟经济系统之中，个别企业再大也无法与其抗衡，需要政府干预，也就需要改变以往的游戏规则。

在对待呆坏账的处理上，中国和美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出奇地相似，就是注资、干预重组，防止大面积倒闭发生，都是用国家信用来支持银行信用。这都是形势逼出来的，其重要启示是要重视“不得已而为之”状态下出现的“制度创新”。当这种逼出来的“创新”普遍出现的时候，往往预示着将有大事要发生，制度将会为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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