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不宜过高思维导图

在证据理论上，证明对象可区分为实体性事项和程序性事项。上海讨债公司笔者认为前者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实体法事实，由于直接影响案件处理结果，因而其证明要求较高;后者是指诉讼中有争议的程序法事实，例如有关管辖、回避、强制措施、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事实，由于一般仅影响诉讼程序的推进，所以其证明要求较低。

大陆法系国家，多明确区分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并分别适用不同证明要求。例如德国，对实体法事实适用严格证明，对程序法事实多采用自由证明。在证明所要达到的心证程度上，前者采用“内心确信”标准，后者一般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但根据“不同罪行、不同事项，依其严重程度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对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并不要求像认定被告人有罪一样达到“排除怀疑怀疑”程度。

国外立法对庭审前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规定不一，有的采用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有的则采用较为宽松的“优势证据”标准。英国，根据其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控诉一方对庭前供述合法性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法庭将排除该供述。而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2年在Lego v. Twomey一案中认为，对口供的自愿性这一问题的证明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只需要优势证据即可。另外，对搜查和逮捕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证明，也与口供自愿性的证明标准相一致。大陆法系各国，对证据合法性等程序性事项的证明要求，也低于对被告人定罪的“内心确信”标准。

设置证明标准时，还必须考虑一个现实问题:公诉方如何来证明口供等证据的合法性?从实践看，公诉方可能采用的方法和途径不外以下几种:一是出具侦查机关及其人员的“情况说明”;二是出示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三是提请法庭通知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四是出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体检报告或伤情鉴定。但囿于我国侦查程序的封闭性，上述证据多为侦查机关单方面的材料，其证明力十分有限;录音、录像虽然证明力较强，但实践中能够对全部讯问过程进行不间断、无遗漏录音、录像的几乎没有。因此，公诉方即使同时采用上述多种证明方法，也往往难以达到“确实、充分”，即绝对地排除刑讯逼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