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063年夏暦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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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皇帝:去世时连敌人都泪流满面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大宋传到辽国,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你说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势。直到700年后,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满洲酋长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爹不疼娘不爱
宋仁宗出生时,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
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历代皇子们嫉妒。
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丢脸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
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
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
经过父亲的“严防死守”,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也没什么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
拜《狸猫换太子》的“戏说”所赐,人人都知道,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献太后正是戏中的坏人刘皇后。但实际上,章献太后非但不是“奸妃”,反而聪慧敏捷,颇有政治头脑。她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垂帘听政11年。
权力的滋味,一旦尝到,就不想放弃;更何况,从深宫走到朝廷上的聪颖女子,前朝就有一个武则天。章献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问大臣:“你说,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
这个小动作让气氛紧张起来,太后和臣子开始了权力拉锯。好笑的是,双方打出的旗号都是“保护天子”。年少的赵祯,成了这两派斗争中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互掷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
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那倒罢了,日子混混也就过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时,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实是奸邪”。这样敏锐的孩子成了“夹心饼干”,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在这11年里,他酷爱书法,一手“飞白体”,练得极为神妙。或许,练字就是练心。
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雉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高潮短暂,余音很长。
短命的范仲淹新政
西元1033年,宋仁宗亲政。
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烂摊子:老爹当年爱面子、好排场,为了弥补“澶渊之盟”里受伤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气把“五岳”都封禅了。想当年,唐太宗想封禅一座华山,都因为太贵而作罢。可想而知,宋朝的国库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几经斟酌,在群众中呼声很高的范仲淹,进入视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全新的“内阁名单”:调范仲淹回京,任参知政事(即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道主持朝政。
范仲淹从政已经28年,改革在他脑子里酝酿已久,十大政策一挥而就--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当场拍板:准奏,全国执行。
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比皆是,可小范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了吗?也不尽然。学几笔小范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仁宗不会看不出。
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苦一家人。”
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苦,那就害了一路百姓苦。”
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文人最好的时代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
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繁华。
仁政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当仁宗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当讣告送达辽国时,大辽的皇帝也十分难过,将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时人路过永昭陵,在陵寝的墙壁上题诗写道: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颇能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史载,有一天,他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
仁宗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
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
西元1063年夏暦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
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大宋传到辽国,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你说什么?他老人家怎么就过世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份上,大有“偶像巨星”之势。直到700年后,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满洲酋长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爹不疼娘不爱
宋仁宗出生时,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
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历代皇子们嫉妒。
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丢脸的“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
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
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
经过父亲的“严防死守”,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也没什么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
权力的滋味,一旦尝到,就不想放弃;更何况,从深宫走到朝廷上的聪颖女子,前朝就有一个武则天。章献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问大臣:“你说,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
这个小动作让气氛紧张起来,太后和臣子开始了权力拉锯。好笑的是,双方打出的旗号都是“保护天子”。年少的赵祯,成了这两派斗争中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互掷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
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那倒罢了,日子混混也就过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时,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实是奸邪”。这样敏锐的孩子成了“夹心饼干”,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在这11年里,他酷爱书法,一手“飞白体”,练得极为神妙。或许,练字就是练心。
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雉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高潮短暂,余音很长。
短命的范仲淹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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