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历史地位思维导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布了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指示和法规。评论这些法规的历史作用，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产生也同其它法规一样，有自己的特定环境和条件。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

众所周知，在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其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该指示明确宣布：“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好、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发展，但由于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彻底性。(五四指。示》发布后不久，全国内战爆发，国共两党斗争异常激烈，地主富农一般站在国民党反动势力一边反对人民大革命，农村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广大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央制定适合时宜的土地政策，以推动正在发展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土地法大纲》又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二十多年土地改革的经验，特别是贯彻执行《五四指示》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共成立之初，便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探索土地改革的正确方针、政策、路线，至1947年7月，中共中央和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土地改革的法规和政策，比较著名的有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中共中央提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1932年12月：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等，这些法规大都是共产党人在变革土地制度的实践中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探索正确上改路线的曲折历程，正是这些土地法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第二，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使乡村人民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也可以避免重复历史上“地主不分队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而且“办法简单，便于实行，易为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所接受。同时，地主从党内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可能减少”。总之“利多害少”。

第三，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的出租的权利”。“保护工商业界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些规定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土地法大纲内容简洁，原则明确。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第一次总结报告中就提出“决议不能长，类似五四指示，原则上明确，具体办法不肯定，给各地机动。”中共中央同意并肯定了这一原则。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所说：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由此可以看出，制定土地法大纲的指导原则力求准确简明，这个指导原则是应当肯定的。各个根据地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土地状况不同，必然存在着差异，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这是正确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各地大都制定了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这是土地改革在广大解放区深入开展的重要措施。

第三，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实施，不仅鼓舞了蒋管区人民的斗争，而且也动摇了国民党统治基础，瓦解了蒋军。美国人韩丁讲“1947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中共领导的土改“已经将解放军攻势所及的地区的数百万农民吸引到人民解放军的阵营，国民党后方的成千万农民也纷纷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军和国民党政权”。同时也使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军无斗志。这就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重要支柱——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