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机构违规担保所引起的债务承担——如何分析这起银行同税务机关之间的借款纠纷案思维导图

[法理评析] 首先，瑶乡税务所以周转金的名义向该市农行贷款150万元，此借款合同实为一无效合同。一方面，瑶乡税务所只是区分局的一个派出机构，不是一级预算单位，不具有偿贷能力，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它不能成为该笔银行贷款的一方主体；另一方面，从贷款用途上来看，其贷款时的用途标明的是“周转金发放”，这同相关的贷款法律规定是不相符的。从上面两方面的分析来看，此贷款合同为无效合同。

主合同既然无效，从合同当然无效，另外，东林区税务局为党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党政机关是不能作为担保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因为党政机关不具备代偿债务的能力，它除了行政经费外，没有自己的财产，即便是作了担保人，也无法承担保证责任。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农行方提出的理由是否成立。从法律上来讲，主合同、从合同即使无效，当事人双方仍应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也就是说在本案中税务局仍应承担返还150万元贷款的义务，这一点争议不大。但关键在于，这笔贷款以及同它相关的权力和义务在税制机构改革时，已统一划转到东林区地税局承担，农行认为这一划转行为未经过农行即债权人的同意‘，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债务人转移债务，未经债权人同意的，该转移行为无效。因此本案中该笔债务划转到由地税局承担的行为也无效，这笔债务应由机构分设后的东林国税局和东林地税局共同承担。但我们认为，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农行所引用的法律，出自于民法的规定。民法中对于债务人转移债务的，要求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以确实保证债权人能充分实现其债权。但在本案中，债务在国税和地税之间的统一划转，此行为不属于一个私法行为，而属于典型的公法行为，即行政行为。机构的分设和债务的划转承受，不是以区国税局和区地税局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按照上级统一的行政命令，遵照税制改革的统一步骤统一实施的，该行为不符合民法调整的最基本特征，因而它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而应由行政法进行调整。其次，法人的分立不同于机构的分设，法人的分立是指一个法人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分立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创设式分立，即一个法人分成两上以上的法人；另一种是存续式分立，即当一个法人分出一个或几个法人后，新法人的资格确立，而原法人的资格继续存在。但机构分设却不一样，机构分设首先是原机构被撤销，然后在此基础上，按照上级的命令，重新成立两个新的机构。按照民法的规定，法人的分立，其债务由分立后的法人承担；但机构分设则不适用于此条规定。因此就本案而言，原东林区税务局的债务，并不当然由分设后新成立的东林区国税局和东林区地税局承担，而且这笔债务也不应理解为是由东林国税局转移到东林地税局。事实上，它是由原东林区税务局，按照上级的行政命令，直接转移到东林地税局，该法律关系，不同于民法中因债务转移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由此可知，该农行提出的税务机构分设，原税务机构的债务由分设后成立的税务机关承担，以及债务人转移债务应征得债权人同意等理由，并没有法律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本案中农行起诉时，实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达一定期问，而失去诉讼保护的制度。之所以确立这样一项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并有利于法院及时处理纠纷。诉讼时效制度，其特点主要分为两点，一是诉讼时效以请求权不行使为前提；二是诉讼时效仅导致权利人丧失实体法上的诉权，即胜诉权，但并不丧失起诉权。作为债务纠纷的诉讼时效，法律规定为两年，起算时间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具体到本案而言，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便是1992年5月(因1992年5月贷款到期)。农行1994年4月向法院起诉，本未超过诉讼期，但农行又于1994年的6月自行撤诉，按照法律规定，自行撤诉的视为未起诉，不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1996年3月农行再次起诉时，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仍应为1992年的5月。1992年5月到19明年3月，已远远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因此，从诉讼时效这方面去考虑，农行的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