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干达做互联网思维导图

在非洲卖手机的第二个年头，拓展到第三个国家乌干达时，我想是不是开始玩玩互联网了。

可所谓的“互联网法则”——专注、极致、快速——好像没有一项适合我们。首先，我们连最基本的方向还没有，专注无从谈起;快更不用讲了，在乌干达，与人约定时，对方讲十五分钟，大于一个小时的;“I’m coming.”(我来了) 可能指的是明天，当然即使是到了明天，再拖到明年也不一定能办成;托付一个人办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OK的，尽管结果很可能会完全相反。

另外，非洲的互联网，只有一家德国公司在做，这家公司“山寨”了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模式，其中，拷贝亚马逊模式的电商平台JUMIA的发展最为迅速，也最为成功，成了非洲第一个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独角兽”。

电商的投资太大，我们玩不起，我们只能找一个靠自己就能支撑的切入点。

一个雨季，飞机降落到乌干达恩德培机场。

这个横垮赤道的国家，和其他中南部的非洲国家很不一样。在赞比亚，到下午四点半，所有的商店就准备关门歇业了;可在乌干达，生意仿佛刚刚开始。

下午六点钟，首都坎帕拉城里打工的摩托大军开始驶出城区，往郊区行进，像极了中国的八十年代。

这里并不乏新的互联网模式，50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知名的电商就有四个。类似德国公司投资的JUMIA，淘宝一样的KAYMO，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都有，还有满街都是广告的公司“HELLO FOOD”，这是一个网上订餐的APP，所有坎帕拉的饭馆都被收录其中，还有骑摩托车的送餐人员。当然，从我们的调研来看，绝大多数用户应该是在这里工作的外企金领，网上订餐离当地的普通民众还是有点远。

对普通民众来说，“网络应用”只有两个：FACEBOOK和WHATSAPP。他们甚至不知道“应用商店”，因为本身也没有流量去下载其他APP——移动流量包1G在60元人民币左右，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流量包。在这里，除掉庞大的失业大军，坎帕拉的每月平均薪水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

在非洲做互联网，就像在一个不穿鞋子的市场卖鞋子，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却无处着手。

一天早上，我们店面的邻居店员Julius(后文简称为“J”)戴着棒球帽，耳朵里塞着耳机，晃悠悠地走进来。J刚高中毕业，最大的爱好就是拍自拍发到FACEBOOK主页上面去获得姑娘的点赞。

我问：“J，你听的什么歌，让我听一下。”

他取下耳机，他点着头有点抱歉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的手机没电了。”

一旁的员工Mosh哈哈大笑，转头告诉我：“老板，这是我们这里年轻人耍酷的方式。”

我这才知道，原来在非洲，戴着空耳机，假装听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非洲人非常爱音乐。其实，J的手机里也只有七首歌，如果手机有电，他也只能没日没夜地听。我们曾找到的一位手机里有1000多首歌的当地人，这些歌曲是这个年轻人引以自豪的一笔“巨大资产”。

在当地，人们不从网络上下载歌曲，有的人直接到修手机的店铺里拷贝，100首歌大约20元人民币，更多的人则是用免费的方式，从朋友那里用蓝牙拷贝。

Mosh是我们在当地的第一位同事。从麦克雷雷大学(非洲排名第三的大学)毕业两年，专业虽然是计算机科学，但没有写过一行代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实践的机会。

Mosh长得很帅，高高的个子，健硕的身材，从衬衣能看到突出的胸肌。以前是学校足球队的前锋，还去肯尼亚打过比赛。

面试时，Mosh告诉我：“上初中时，我妈妈就去世了，我跟姐姐一起卖香蕉，早晨很早起床，带着从树上收下来的香蕉坐公交车，坐在车上就又睡着了……”

“那你怎么有钱读大学。”

“是我爸爸去了英国打工，给我寄钱，虽然他给我寄的钱不多，但我也能赚钱。”Mosh露出狡黠的笑容。

原来，Mosh读大学时，就被人“包养”了。这些钱不仅供他读完大学，还维持了他和女朋友的生活费用。毕业后Mosh跟女友结婚，妻子把爸妈给的两万元钱都给了Mosh，Mosh全部投到一个传销项目里，之前每个月海能领到一笔固定收入。没料到，数月前，传销组织突然消失了，Mosh陷入了绝境。至今，他也没有告诉老婆这两万元已经不可能回来的事实。

面试后，我特地去Mosh家里看了看，在他租住的小房子里，住着他的姐姐和妹妹，还有老婆和儿子。我觉得Mosh养着这么一大家人，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随即录用了他。

Mosh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省，当我需要买东西时，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全首都最便宜的地方，然后就是漫长的砍价。

作为司机，Mosh一次最多加4升汽油，大约20元人民币，刚够一天使用，第二天再重新加。坎帕拉山路多，好几次我们都是走着走着就没了油，车被扔在坡上。

我要求加一箱油，Mosh反倒觉得我有问题：“为什么我要把那么多钱押在一箱油上?”他的神情仿佛在告诉我，我难道不怕他把油偷出来卖掉?

一次，我们穿过坎帕拉的街道，整条街道上挂满了防艾公益广告，是USAID(隶属联合国的组织)做的，有“我坚持使用避孕套”，“我只要一个性伴侣”，“我坚持信奉传统美德”等等标语。

我不禁说，“这些标语真有创意。”

Mosh却说：“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挂我们公司的广告呢。”

“怎么会没用呢?Mosh，你身边有HIV感染者吗?”我问。

“肯定有呀。”

“有多少?”

“哦，太多了。”

“你数一下，你知道的有多少。”

Mosh默念了一会，最后他告诉我：“大约有三四十吧。”

这个数字让我震惊。

我问Mosh：“你结婚之前使用安全套吗?”

“不用。”

“为什么?”

“那些安全套不好。”

“那么，什么是好的安全套呢?”我开玩笑的问。

“厚一点，不要破掉的就好。”

“不会吧，很容易破掉吗?”

“是很容易破掉。这样的用了等于没有用。”

我心里暗暗的想，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已经占领整个非洲，以前看到市场上几百元的HTC、三星手机，5元一个的充电宝后，就有点悲观;这容易破掉的安全套，更让人无地自容。

我们最终决定做一个音乐产品。

为了适合本地用户需求，我们要绕开高额流量费用的坎，还要进行思维的转变。在这其中，我们也闹过很多笑话，比如我们一开始把音乐分为“本国音乐”和“欧美音乐”，后来才知道他们没有欧美音乐的说法，本国音乐是“本地音乐”，而欧美音乐就是“音乐”。

产品出来了，我们开始进行推广。在这里，没有复杂多选的渠道，没有各种论坛的水军，没有各类“大V”的软文推荐，这个市场——这个买手机还都是靠掂重量认定质量的市场——我们想让他们接受这个“没有重量”的APP。

最简单的，就是地推。我们的地推团队遍布在坎帕拉的各大高校，幸运的是，地推几乎碰不到阻力，当我们给一些学生演示APP的用法时，其它的人就会主动要求安装，一天下来，一个小组可以有几百台的安装量。

地推时感受最深的，是非洲人的思维模式，免费的音乐着实让他们无法理解，很多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会抬起头、瞪大双眼、吃惊地问：“你们怎么赚钱呢?”言下之意，是在质疑：“你们不是骗子吧?”

很多用户也很可爱，每天都会去地推现场看我们在不在——他们担心我们不收费会饿死，这样他们就没机会获得免费的东西了。

当我第二次去乌干达时，团队已经扩大到十几人，很多同事我都没有见过。一位同事说：“可把你盼来了，现在，在他们心里，你就是‘上帝’了。”

“为什么是上帝呢?”我问。

“他们说，这个人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却发给我们薪水，给我们衣食，这不就是上帝吗?”

那一次去乌干达，我和我的合作伙伴K坐在河边的山坡上，喝着尼罗河啤酒，望着远方。这里是尼罗河的上游，维多利亚尼罗河，它发源于维多利亚湖，流经苏丹，最后到达埃及，成了古老的埃及文明的发源地。

坐在四驱越野车一路开过，能看到瓢泼的雨季雨水滋养的丰盛的草木，食草动物膘肥体壮，壮硕的公羊在草原高处放哨，草丛中的小羊们在悠闲地吃草;象群漫不经心的散步，不高兴时还会把几十年的树木推倒;一个狮子家庭隐藏在灌木丛中，有两只雌狮和五只幼狮，雄狮正在追逐羚羊;附近一些羚羊的尸体，狮群扔给了鬣狗，秃鹫又吃鬣狗剩下的腐肉……

可事实上，与大自然的慷慨相比，乌干达人所信奉的上帝却是那么吝啬。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乌干达除了极少数的富人外，其它都是赤贫阶层，整个国家基本上没有工业，商业也一直以来被印度人垄断。

坐在我身边的K就是这样一个印度人，几十年前，他爷爷就开始在乌干达经商，他也出生在这里。七十年代乌干达大规模反印时，他回到印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如今他又往返于印度和乌干达之间，掌管家族企业。

K告诉我，谷歌气球进行覆盖让偏远地区的居民能够上网上项目，已经在印度和西非开始商用了，在印度南部的农村，谷歌每天都要放上百只气球，这些气球到1万多米的高空，接收4G信号，连成一个低成本的通讯网络。

乌干达运营商最近纷纷推出了移动业务的套餐，现在的套餐是一天20M的流量，大约需花费人民币2元钱，比之前的包月方式(一个月1G流量，人民币60元)更受当地人欢迎。

2016年初，乌干达的总统大选刚刚结束，老总统穆塞维尼的竞争对手扬言要告发其在选举中的作弊行为，可这些都没有改变选举结果，穆塞维尼成功连任，要知道，自从1996年，他就是乌干达的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