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思维导图

纵观中国的历史，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商品经济，所以，作为商品经济产物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就没有产生的土壤，但是作为补充人们生活需要的小规模贸易，随着产品有所剩余，在奴隶社会也已存在了，奴隶主或官府为维护这种简易交换也曾制定了一些规则，如奴隶社会专设管理市场的官史，并规定“果实未熟，不鬻于市”，即不能买卖未成熟的果实，不能投机取巧等，封建社会时期对于盐铁的买卖，由国家统一经营，为的是扶持农业发展，限制奸商取巧，此外还建立市场管理规则， 由县官设立公平秤等，这些做法主要在于维护贸易的诚实信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也曾几度出现经济繁荣，国盛民昌的朝代，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立法也初见倪端，如《唐律》规定“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及更出开闭其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其意是保护公平价格，又禁止依杖将单方面决定的价格强加于人，干扰市场竞争，重者以犯罪论。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及国民党统治时期，西方商品经济开始渗入中国市场，随之出现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引起政府重视，开始加以限制，如管理物价，严禁囤积居奇，对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进行制裁等，晚清商部设注册局，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布《仿造已注册之商标应以违记令》等。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开展生产自救，发展经济，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有所限制，如规定企业进行登记，进行物价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偷工减料的“五反运动” 等也属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主要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现代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竞争几乎不存在，也就不可能产生反不正当竞争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种法律法规日趋健全，198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强调企业加强管理，加强核算，以优胜劣，“除国家指定由有关部门和单位专门经营的产品外，其余的不能进行垄断，搞独家经营”。我国在行政法规中使用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最早见于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广告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8条规定：“禁止广告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1983年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暂行规定》第10条又明确指出：“国家禁止企业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进行竞争”这一时期我国尚无专门法律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范，只在一些地方搞了试行办法，如《武汉市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试行办法》(1985年11月29日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市制止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1987年10 月15日由上海人民政府发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日趋活跃，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有些已经相当普遍，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市场中的公平竞争秩序，迫切需要有一部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法律，1987年国务院法制局和国家工商管理局组成联合小组，开始起草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历时六年，我国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9月2日颁布，同年12月1日实施 。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

（二）不正当竞争

（三）形形色色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经营者的概念

（五）消费者的概念

（六）监督管理机构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是市场交易活动中的经济竞争关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并不都是竞争关系，就是在市场交易中也并不都是竞争关系，如合作关系，社会生活中发生竞争关系的时机和场合非常多，但只有市场交易中的竞争关系才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

第三、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是由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关系，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的竞争关系，既有因正当竞争所形成的竞争关系，又有因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形成的竞争关系，因此没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就没有由此而产生的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是由竞争行为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关系 。

第一、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在经营者之间形成的不正当竞争关系，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有：采用假冒或仿冒等混淆手段从事市场交易、商业贿赂，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商品诽谤、招标投标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强制交易的行为等，现阶段发生的经营者之间的这类不正当竞争纠纷主要在知识产权领域，较著名的案例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01年审理的原告伊萨伯格 瑞特公司（三十年代创建的跨国公司，英文名称ISABERG RAPID AB）与被告中山市古镇德宝办工机械厂，中山市古镇供销社贸易发展公司，上海林峰现代办公用品公司，上海华汉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述四被告因伪造原告注册商标RAPID商品——施乐复印机配套专用装订设备，冒用原告的ISO9001认证标志，使用其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及装潢，而被法院判决停止侵权，在《解放日报》、《广东日报》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90000元人民币。

综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仅是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过程中发生在监督管理机构与经营者之间，经营者相互之间及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这三类社会关系，虽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规范了部分限制竞争行为，但并

未将最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纳入调整范围，尽管出台了一些限制垄断的行政法规，如《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等，如今《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已10多年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业价格自律、企业联合限价、限产及电力、通信等具有自然垄断或国家垄断性质的部门仍在滥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通信业为例，去年好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这一地区，在正常情况下，用移动手机拨打联通用户的号码总是很难打通，费时、费钱又误事，事实上，根据邮电部对联通公司几年来的反不正当竞争实践，中国通信公司、移动公司等企业的滥用行为就表现为阻止进入网络，乱收网络使用费，在号码和频谱等资源分配方面限制竞争者，以及通过交叉补贴进行不正当竞争，这些行为严重地限制、妨碍和扭曲了通信市场的竞争，不利于通信资源的合理配置。

而今世界上德、美、日、欧共体等发达国家、拉美的秘鲁、巴西等及非洲的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制定了完善的反垄断法，与他们相比我国的反垄断法相对滞后，垄断对市场竞争危害是全局性的，直接影响到能否建立一个开放的和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客观上迫切要求制定有关反垄断的法律、将垄断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现阶段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尚不具备成熟的市场条件，特别是由于体制——政企不分的原因，当前经济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垄断主要不是来自经济垄断，而是来自旧体制下的行政性垄断。因此，反垄断方面的法律及要反对经济垄断，又要反对行政垄断，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实体规范。

（一）禁止政府及其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二）禁止严重限制竞争的横向和纵向协议

（三）控制企业合并，即在企业规模小而数量多的情况下，推动企业联合，减少竞争者数目，提高市场竞争强度，在竞争者数目少和市场占有率过大的情况下，控制企业合并和联合，防止少数企业垄断市场，在少数企业垄断市场的情况下，通过拆散的方法，增加市场竞争者数目，在不能拆散或拆散无意议时对垄断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

（四）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中，滥用优势行为集中表现在自然垄断行业，如铁路、供电、供水、邮电、供气、以及带有国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银行、保险、石油等部门，滥用市场优势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索取不合理的垄断高价，是一种对消费者和用户进行剥削的滥用行为。第二、强迫交易或者搭售，即规定买受人购买商品时必须同时购买另一种商品，有时甚至强迫接受依交易性质和习贯与合同无关的商品或交易条件。第三，歧视最严重的歧视行为是价格歧视，即卖方对购买相同等级、相同质量货物的买方要求支付不同的价格，或者买方对于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货物的卖方支付不同的价格，从使是处于相同地位的经营者不能享有平等的交易机会，第四，抵制，即拒绝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