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守儿童6100万是怎么来的思维导图

媒体在报道留守儿童这个话题时，引用最多的数字就是6100万。2012年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组成课题组，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支持，开展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0-17岁)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这意味着，全国每5名儿童中，就有1名农村留守儿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介绍，上述推算分析的样本数据，是从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原始数据中抽样，样本规模为126万人。鉴别留守儿童的方法，是根据普查内容里“与户主关系”这一项，判定儿童的父亲和母亲是否在本户中居住。父母至少有一方外出则被界定为界定留守儿童。

“农村劳动力将持续转移，农村留守儿童也将长期存在，留守儿童仍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准确掌握有关留守儿童的各种基础数据十分重要。”段成荣回忆，当时做这个研究报告的一个背景，就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巨大规模和快速增长引起了各界关注，但是没有关于留守儿童的官方基础数据。

数字的背后，是地区之间不平衡、产业分布不均匀的发展现状，是亟待打破却仍然坚固的城乡二元壁垒，是无法承载更多人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短板。

孩子有诉不尽的思念，父母也有说不完的无奈。留守儿童当前面临怎样的生存状况？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打出怎样的“组合拳”？这不仅是某个家庭、某个地区的问题，也是社会的发展问题，有转型时期、发展路上种种体制机制不完善隐藏的纠结。

早晨6点多，12岁的隆义冬和弟弟走了将近1个小时山路来到学校。沿途很多时候找不到路，他们只能在草丛、荆棘丛中艰难穿行，有时隆义冬会随身带一把刀，砍掉山路上碍事的树根和杂草。

两个孩子是贵州省罗甸县董王乡打改村的留守儿童。黄砖、木门、青瓦，刚刚盖起来空荡荡的两层楼是他们的家。家里除了两张木制的床，没有任何家用电器，二楼的地上堆满了包谷。

弟弟掐了掐手指：“爸妈已经一年半没回家看我们了，就去年过年时回来了3天，哥，对吧？“隆义冬低着头，没给反应。父母在他两岁多就离开家去广东潮汕打工，很少回家，有时甚至过年也不回，因为“节假日上班工资能翻倍”。

兄弟俩从没走出过大山，父母回家也偶尔说起城里的楼有多高，东西有多贵，却不知道兄弟俩很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记者问“为什么不主动和爸妈提出这个要求？隆义冬犹豫了很长时间，说：“不知道，不想说，他们可能没想过要带我们去城里。”话中透露着对爸爸妈妈既渴望又陌生的矛盾。

说起照顾孩子，隆义冬奶奶无奈的摇摇头，“我有时候出去干活，只能把孩子反锁在家里。”

一两位老人领着几个孩子一起生活，是打改村常见的家庭模式。与村落闭塞的环境相对的，是孩子的沉默和木讷。只有提到爸妈的时候，他们眼中才会闪出些光亮，或者是默默流眼泪。“父母生下我又不管我，那还不如不生。”村子里一个留守儿童失落的独白一直萦绕在孙方红的心头。今年46岁的孙方红，2011年来到罗甸县董王乡中心学校做支教老师。她所带初一班级一共有60人，几乎一半都是留守学生。

“相对于其他孩子来说，留守儿童可能有点儿‘闷’，他们不懂得怎样去表达感情。”据孙方红了解，爷爷奶奶们年岁已高，只能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在情感、教育上，，往往力不从心。

一项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有半数是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近30%孩子每年只能见父母1—2次，15%的孩子甚至整年都见不到父母。全国妇联的调查甚至显示，留守儿童中近四成常有孤独感，甚至有过自杀的想法。

“家长不能生下孩子以后就不管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有个别极端情况家长和孩子甚至几年时间都不见面，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大的伤害。”共青团贵州省委少年部副部长张娜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曾对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河南等省的400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他发现父母的缺位让留守儿童面临安全无保、学业失助、品行失调等成长风险。“可以说，在留守儿童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里，他们几乎成了父母不在场的‘事实孤儿’。”叶敬忠说。

相较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每天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上学，河南西华县红花镇龙池头小学二年级学生张静丽的家离学校步行只需五分钟。家里是宽敞的瓦房子，奶奶收拾的井井有条。然而村子里一排排白灰色的新楼房让她特别羡慕。

“俺爸俺妈在外面打工赚钱，好给俺家盖新楼”，说起爸爸妈妈，小静丽低下头，眼泪便挂在睫毛上，思念不言而喻。面对记者“要不让爸妈回来陪你，在附近找个工作少赚点钱”的建议，小姑娘摇头说：“那样我们家就没钱盖新房子，俺弟就娶不上媳妇儿。”

静丽一岁多的时候，爸妈就开始外出打工了。没有体验过爸妈在身边的生活，她无法想象跟爸妈一起生活在旧房子里，会不会比住在没有爸妈的新楼房更快乐。

每到一个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学校、村子采访，一两日的短暂接触后，当记者要离开时，孩子们都表现出不舍，甚至追着记者的车子后面跑。一位支教老师说，“孩子们太孤独。父母基本上只有春节才回来。赚到钱盖了房子又继续去打工。孩子们平时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

没有年轻人，只有老人和孩子在村子中孤独留守，农村“空心村”现象的背后，体现着农村的家庭模式在现代化洪流中面临的冲击。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储殷说，现在许多农村家庭的老人与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刻距离家庭的轴心“夫-妻”都要遥远，在经济环境的重压下，在很多时候，他们只有相依为命。

而对于外出务工的父母而言，迁徙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亲情的团聚往往要以一家人经济收入陷入困境为代价。他们不得不从现实出发，做出他们认为更“理智”的选择。

王蕊是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箕城中学初一的学生，在她5岁时，父母便远离家乡到浙江义务打工。对于父母第一次离开家的情景，王蕊的记忆已经模糊。这些年她只能从电话和汇款单中，感知父母的存在。“爸爸、妈妈”的称呼，也只有在春节父母返乡时，才能变得具体而真切。

王蕊曾经对在外打工的父母说，“爸，你回来吧，别出去打工了，咱们家人都在一起，不花钱了。”爸爸说，“不打工就没钱供你们上学，你哥也没钱上大学。”

王蕊的哥哥王亮今年刚刚大学毕业。“他平时把一块一块，甚至几毛钱都节省下来攒着，他说爸妈就是因为要赚钱才不能跟咱们在一起。”说到这里王蕊沉默了。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凡尔哈伦的诗句可谓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生动隐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既与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关，也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直接相关。“由于地区发展差异明显，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是跨区域的、离土离乡的转移。”李国祥说，转移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条件差，住房和子女上学等难以解决，客观上必然形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河南省城调队曾在《中国统计》上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提出了“留守儿童综合征”的概念。主要表现为：“学习成绩下降、厌学、逃学甚至辍学现象时有发生”、“性格孤僻、脆弱”、“道德真空”等。

除此之外，留守儿童面临的安全问题也令人堪忧。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

从政府机构到公益组织，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活动和救助政策日渐增加，包括设立儿童福利主任、建设留守儿童之家、搭建亲情聊天室、在农村校园内设立寄宿制和心理疏导机构等。这些措施加强了对留守儿童的关爱，然而，社会救助对六千多万这个庞大的数字还难以全部覆盖。

从根本上解决留守问题，让孩子跟着父母一起进城学习生活，曾被认为是有效办法。但是诸多现实体制难题还摆在面前。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村入城儿童难以入学，或者入学费用太高。

在各省市采访过程中，大约三分之二的留守儿童提出，希望家长多留在家里陪自己。谈到“期待”和“愿望”，他们更多的是对亲情、教育、未来的渴望。贵州省罗甸县董王乡中心小学五年级(2)班的孩子们在教室的墙上写下自己愿望：“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像城里的学生那样，能上计算机课、会上网，听老师说网上可以看书、听音乐，还能上课，学到更多新的知识。”

“读书是为了以后建设我的家乡，把家乡变成旅游区，让全世界的人都到我们家乡来。”

“我以后要当一名警察，保护妈妈在城市不被人欺负，让她过上好日子……”

班里家境最困难的梁红妹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我希望长大后能赚钱买大房子，让全家人住在一起。”说出这话后，她随即又否定了自己，“我觉得我的未来很差，爸妈不管我，我学习不好，各方面都不好。”

和城里的孩子相比，大山里的留守儿童梦想很小，又脆弱易逝，他们只能孤独地守望着这小小的梦想之花。全国妇联儿童部前部长邓丽指出，留守的孩子也是未来的人力资源，他们的精神状态、健康、受教育情况，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的人力资源供给和经济社会建设。

“当留守儿童还是孩子的时候，亲情缺失可能造成的心理问题，似乎只是他们及他们家庭的问题。但如果对这么大规模的群体听之任之，10年或20年之后，你的孩子长大了，他遇到的同龄人每五个之中就有一个曾经的留守儿童。”南方周末评论文章《留守儿童问题事关中国未来》中表示。

不少专家认为，只要政府和社会充分重视、制度设计合理，完全有可能通过创新的政策手段为留守儿童问题找到出口。而叶敬忠则强调，这一切的前提应该是顶层设计者对问题的根源有足够的认识。

(文中涉及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原标题：人民网“十问留守儿童”之一：6100万的数字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