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证赔偿思维导图

综合比较上述三种形式，国家赔偿说在我国现今已没有太大现实意义，其仅仅适用于《公证法》中外交部门公证特殊管辖的领域，不具有普遍性。违约说和一般侵权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却未能对公证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作出区分，基本上作统一对待，从而各有缺陷。违约说无法解释公证机构对公证关系人的赔偿责任，因为关系人跟公证机构根本不存在合约的基础;一般侵权说无法全面解释公证机构与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问题。

过错责任早在古老的罗马《阿奎利亚法》中就已经正式奠定了其基础地位。而一个理论建立的关键无疑首先是对其本质，概念的界定。史上关于过错责任主要有主观过错说、客观过错说和主客观混合说三种理论观点。

主观过错说：主观过错说产生于十九世纪，建立在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其认为，过错是指行为人在心理上本应注意而不注意，以致于应受非难的一种心理状态。过错之所以应受非难，原因在于行为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过错的具体方式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某种违法性后果，却仍然希望并积极促成这种违法后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过失，则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违法性后果应当预见、能够预见、但由于疏忽大意未预见到或者虽然预见到了却轻信其不会发生，以致造成违法性后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多数民法学者在过错概念的表述上都倾向于主观说。

客观过错说：客观过错说由来已久，是以某种行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有无过错，在罗马法时期就有“良家父”的标准。但其真正兴起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发展，危险活动和事故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客观过错说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法社会学的哲学基础上的。其认为：过错并非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而在于其行为应受非难性。行为人的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即为过错，所以过错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客观说把过错看成是违反社会准则的行为意志状态。英美法系的过失概念，亦采用客观说。英国法官弗拉斯特说：“所谓过失者，指违反义务，对于应为之事而不为，或不应为之事而为之者言。此应为或不应为之行为，则以通常有理性之人，在通常生活中，当为或不当为作其标准”。《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说：“过失可以说是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人在相同情况下应具有的通常审慎程度的标准”。在我国和前苏联，有少数学者倾向于客观说。

主客观混合说：主客观混合说认为，主观与客观是可以统一的，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或过失的状态，换言之，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的、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我国有许多学者虽然在过错概念的表述上采用主观说，但在过错的判断标准和方法上仍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应当注意，能够注意却未注意作为根据，即采用客观说。因此，实践中我国大多数学者支持此种观点。

纵观上述三种学说，主观过错说揭示了过错的本质，是在法律精神、法律原则层面上的讨论;客观过错说在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外化为法律的具体制度时，为判断什么是过错提供了一种裁量标准;相比之下，主客观混合说对在实践中如何评价过错更具实务上的操作性。表述起来，过错就是行为人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义务，因而为法律所不容认的行为意志状态。也就是说，过错的实质是行为的不可原宥性，这种不可原宥是一种社会评价，这种评价所对应的是行为的本质和核心即意志，而意志是通过行为人的外部活动表现出来的。所以过错概念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的运用，不是体现为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心理活动的再现性描述，而是对那些足以表明行为意志状态的客观事实的综合性判断。

过错的概念需要从两个角度把握：一是主观心理状态，即可归则性，二是客观不法行为。主观上，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过错的认定就是心理状态的再现性描述。过错的典型心理状态有：故意、过失(包括经意的过失、不经意的过失)。典型心理状态检验法思维程序大体分为：(1)确定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有无预见(2)如有预见，行为人对其行为以及结果持何种态度(3)如无预见，是否应该预见或者能够预见。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失，必须以行为人是否应当注意，能够注意却未注意作为依据。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客观环境不断发展变化，应当注意和能够注意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应当注意和能够注意的标准，应当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已经接近于客观说的过失判断方法。典型心理状态检验法是一种对号入座的判断方法，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确定行为人的实际心理状态符合哪一种典型状态。

结合我国目前的公证工作，公证赔偿责任的实质，其最关键的核心即在于“过错”的认定标准。虽然目前对公证过错的认定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主流观点仍是应从公证机构是否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办理公证事务，在办证过程中是否履行了尽职义务，达到职业上的谨慎注意来认定。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还应作到的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当然，承担公证赔偿的基础，还必须是在办理公证及其辅助性事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

从我国目前公证立法状况来看《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制定的部分办证规则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组成了我国公证行业办理公证事务的全部法律依据，对于过错的界定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原则的概念，为此也的确引发了诸多问题。在涉及公证赔偿的诉讼中，由于各地法院没有统一的过错界定标准，对同类型公证赔偿案件往往给出了不同观点的裁判结论，涉案公证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并承担赔偿责任也就出现了更多的未知。不可回避，这和我国目前公证立法的滞后、不合理是相结合的，现行的许多公证程序规章都已存在着不符合法理、违背法律精神的问题，不仅给我们的办证过程带来尴尬，也给我们判断公证过错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公证协会近年来出台了各种办证行业规则，对部分公证事项起到了一些规范和指导作用。基于目前的状况，界定公证“过错”理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及行业办证规则，甚至公证行业内部习惯，并综合其合法合理性来判断过错的标准。

任何事物都存在局限性，公证机构也不例外，公证机构并不能保证在整个公证活动中不存在任何的错漏。根据国际惯例，公证是对公证对象尽合理的保证作用，而非绝对的保证作用。基于公证成本效益原则，从衡平公证权责利的角度来看“权利和利益愈大，责任也应当愈大;权利和利益愈小，责任也愈小”。具体一点说，公证工作越细，出现错漏的概率越小，但时他同时意味着公证当事人所要支付的公证费用也最高，公证机构就最有可能承担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如果公证收费很低，最多也就承担过错责任;如果公证是不收费的(非指按照法律规定免收的个别情况)，则不承担责任。参考当前我国各地公证收费的情形，费用标准基本偏低，公证作为国家证明制度的产物，本来就是用来降低交易成本的，如果公证不但不能降低交易成本，反而提高交易成本，则公证将变得得不偿失。因此，于公证赔偿中承担过错责任的更具备理论基础。

四 、公证赔偿的范围

公证活动是公证机构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第三者的角度为当事人提供证明的行为，是一种居间的法律服务活动，其并不具体的参与到当事人和关系人间的法律关系中，受害人的损失并不必然直接的由公证行为或公证文书所导致。与法律赋予公证机构及公证员的职责和权利相适应，公证赔偿之定性理应为补偿性而非惩罚性的法律责任，因此对于公证机构而言只应对其公证过程中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只对直接损失承担责任;对于非因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的损失乃至间接损失，公证机构不负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公证当事人及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与公证机构的过错必须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同时积极的避免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不适当的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经济风险无限制的转嫁给公证机构，扩大公证机构的赔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