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农村买卖房屋拆迁纠纷案例思维导图

近些年昆山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房屋拆迁逐步增多，因为买卖动迁房所产生的纠纷也随之呈现上升趋势。动迁房买卖纠纷有些普遍情况，如何处理这类案件以及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笔者通过一个案例展开讨论。

秦某于2008年5月8日与林某通过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将位于昆山市千灯镇某小区的动迁房一套出售给林某，合同约定了面积、总价、过户时间以及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林某按照合同付清了全部购房款，秦某也出具了收条。之后，林某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入住。2013年7月份，秦某办理了房产证，知悉情况后，林某要求秦某按照购买协议的约定无条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秦某则要求支付房价上涨的补偿，双方对此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纠纷由此产生。

乍一看本案是非常普通的房屋买卖纠纷，也是目前昆山地区最为常见的要求履行拆迁房过户手续的案件，买方一般通过法院起诉要求强制履行过户手续，法院一般也是认为交易真实有效，并且符合继续履行的条件，判令卖方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不过在本案中，作为买方的代理人，笔者发现在动迁房安置协议中，安置人为秦某与其妻子王某，而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购房款收据中均无王某的签字。此类情况在动迁房买卖中也是屡见不鲜，由于动迁房一般都是在签订安置协议五年后才能够办理房产证，同一般已经办理房产证的房屋相比，买方很容易疏忽谁才是真正的房屋所有人，另外，就算知道是夫妻共有也经常发生由夫妻一方代替另一方签字的情况。那么从本案来看，房屋买卖合同没有共有人王某的签字，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若是王某对该份合同不予以追认，本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既然双方已经发生了纠纷，那么王某肯定是希望通过不予认可来使合同无效，进而根据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房屋可以返还的应当返还，这明显对于购房者林某是不利的。那么本案是否可以通过善意取得制度来使林某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构成善意取得必须已经办理完成登记手续，而本案的诉讼起因恰恰是因为被告不肯办理手续，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那么本案的突破点在何处?笔者认为，应当依据婚姻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该条款系合同法中表见代理制度在婚姻法中的特殊规定，同合同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那么原告林某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成为了关键点。本案原告在购房时，被告表明其妻子已经同意卖房，并且购房合同中被告也保证该房屋产权清晰以及取得了共有人同意，中介方对此予以了证明。此外，在庭审中，法院也查明了秦某和王某共同居住于千灯某小区，与发生纠纷的房屋距离不远。笔者在庭审中提出，交房至今已经大约5年时间，如此长的时间内，王某也在当地，不可能不知道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同时，王某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由此推断，王某应当是知道且同意该房屋被出售的。后法院亦采纳笔者的观点，判令合同有效，应当继续履行，秦某和王某协助履行过户手续。

结合本案，若王某居住于其他城市亦或者本身有精神类疾病等情况，导致其有很大的可能无法获知其所共有的房屋已被秦某出售，那么笔者认为和本案又有重大区别了。此种情况若是查明属实，笔者认为则以合同属于效力待定较为适合。此外，若是本案中秦某与王某并非夫妻，而是其他亲属关系，那么可否参照上诉案件处理?笔者认为，此类情形有相似性，但是在审核其是否知晓或者应当知道房屋被出售时需要更加谨慎，需要综合考虑居住地点、年龄、精神情况等。

（一）补偿标准低

（二）随意性大

（三）拆迁协议凸显家事代理性

（四）处理难度大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