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被结婚疑似骗取拆迁补偿思维导图

蒋有六今年56岁，口齿不清。在许多村民眼中，他的行为能力明显低于常人。过去，他和瘫痪在床的父亲相依为命，靠着低保勉强维持生活。

然而，2012年，蒋有六突然结婚了，对象还是村支书的亲家母。两年后，有村民开始举报：蒋有六是“被结婚”，为的是骗取拆迁补偿款。

位于花桥村村口一间陈旧的砖瓦房，就是蒋有六的家。门口胡乱堆放着一些农具、篱笆和砖块。走进里屋，黑漆漆的，泥巴地面凹凸不平，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父亲独自躺在床上。

“他们父子俩一直住在这里。”花桥村44岁村民谢敏说：“蒋有六啥时候结的婚，我们都不晓得。没办过酒席，媳妇更是从来都没来过。”

一位女村民直言不讳：“像他的条件，怎么可能娶到媳妇！如果真是结婚了，怎么不过来供养他爹？给他买意外保险，都是村干部垫的钱。”

登记结婚后，蒋有六的户口也迁到了女方家。在2014年和2015年低保普查时，因为户籍迁出和配偶经济状况不符合低保政策等原因，蒋有六父子的低保相继被取消。

“我们直到2014年全乡低保核查过程中，才知道到他的户口已迁出两年，所以当时取消了他的低保。”千佛乡副乡长文加武说，“现在户口迁移只要拿着结婚证，直接在派出所就可以办理，而社保是直接划入他的银行卡。”

2015年，乡里再次核查低保时，村民再次举报，称蒋有六的老婆有房、有车，他父亲的低保也应该取消。根据规定，乡里也取消了他父亲的低保。但鉴于父子俩的实际情况，乡里给予了蒋有六父亲每月200元的民政临时救助。

在花桥村民眼中，蒋有六是一个“又穷，脾气又不好”的人，缘何成了村支书亲家母的结婚对象？

村支书邓从新的儿子、儿媳妇和亲家母在离县城30公里的镇子镇经营一家餐馆。邓从新说：“他们是自愿结婚的。结婚后，我们每年给蒋家的补贴接近1000元。没住在一起，是因为亲家母要带孙子，蒋有六要照顾他爹。”

但邓从新坦言，结婚后把户口迁过去，确实是因为亲家母那里要拆迁，户口本上增加一个人能多分些补偿款。“有人觉得假结婚，是为了骗拆迁费。其实，我们是在帮助他。拆迁不仅可以给他买社保，而且还能给他分到一些钱。”

采访中，蒋有六告诉记者，自己没种多少地，平时主要靠去镇上的餐馆杀鱼，干2个小时赚15元。另外，在村里打零工有些收入。“烟瘾比较大，赚的钱连烟钱都不够。”至于平时女方家里是否有给他钱，他只字未提。

当记者询问蒋有六，是否知道自己结婚了、是否知道自己将有拆迁补偿等问题时，他立刻变得含糊其辞，难以沟通，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有老婆。”

据了解，由于拆迁补偿方案至今仍未最终确定，给蒋有六购买社保、领取拆迁补偿款等暂时也没有兑现。对于蒋有六疑似“被结婚”的事情，资阳市纪委正在核实调查，成立了专项调查组，进驻安岳开展调查。

对于蒋有六“被结婚”风波的真相，有关部门仍在进一步调查中。专家认为，这一事件备受关注，在于近年来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频发，触碰了百姓敏感的神经。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昕杰说，因为当事人无法完整地表达及回忆婚姻过程中的细节，所以就无法确立村支书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具体责任。今后在农村偏远地区，对于那些行使民事行为权利存在能力障碍的人，要加强对他们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现有的监护制度，防止一些有权势的人侵害他们的人身及财产权益。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则认为，以登记结婚获取拆迁补偿的做法，无论村支书的初衷是否是为了帮助蒋有六脱贫解困，都值得商榷。“村支书帮扶困难群众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首先还是要遵纪守法，应该先用好国家现有的惠民帮困政策。遮遮掩掩地用结婚换取补偿款的做法，难免引来村民质疑。”

“微腐败可能成为大祸害。”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认为，“蒋有六结婚一事引发群众质疑，正是因为这些年村干部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要避免基层出现侵害群众特别是特殊困难群体权益的事情，关键还在于加快推进基层政务公开。在若明若暗的情况下，就容易滋生‘苍蝇式’的腐败。”

“一切结果只有等调查结论。”千佛乡纪委书记杨刚说，低保取消后，他们父子俩的基本收入就没了，但每月200元的临时救助会还是会一直发放下去。

(原标题：四川资阳一低保户疑似“被结婚”村民质疑是骗取拆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