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工作的3个重要程序是什么思维导图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村民组织成员资格问题，由于立法上未有相关具体的规定，根据现有法律法院尚无法作出判定。原告林某与前夫离婚后，虽然户籍仍在被告处也承包有土地，但离婚后至今一直在外打工，未参与被告那午屯的集体生产活动，对承包土地已不再进行耕种。作为土地承包方，其与发包方被告那午屯已无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被告那午屯所作出的分配方案是经村民小组全体成员讨论通过的，属于村民组织自治范畴，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林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林某不服，提出上诉，称：关于何谓村民组织成员资格问题，虽然目前法律尚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据以认定：(1)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户口;(2)是否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3)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生活来源。本案中上诉人林某具备(1)、(2)两点的条件，对于第(3)点应从实际考虑，上诉人林某离婚后，前夫家拒不把承包地分出给林某，因生活困难，被迫离开了被上诉人那午屯，对履行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是客观不能。因此，应认定上诉人林某具有被上诉人那午屯村民组织成员资格。同时，农村村民组织对征用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虽然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但不能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上诉人林某要求分得土地补偿款于法有据。二审法院经审理采纳了上诉人的意见，遂作出撤消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第15条、第48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承包土地的基本资格，是享有承包权和表决权的前提，也是实现征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的条件。但是，具备何种资格者是该集体的成员?该法没有予以规定，在集体成员权制度设计上存在较大欠缺。

实践中存在三种主要做法，其一是以户口为标准，而这种很可能导致利益驱动下的富裕集体经济组织人口的畸形膨胀。第二种以是否长期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以土地收益为主要生活来源。而目前，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这些人有的长年在外打工，以务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但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无法享受到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土地仍然是他们唯一的最后保障。单纯以这条作为分配依据有不尽合理之处。第三种，以是否具有权利义务的土地承包关系。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土地政策，我国实行“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法律制度。但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死人有地种，活人无田耕”的状态，在征用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中往往是死人得到丰厚的补偿金。土地此时完全失去了其对农民应该具有的基本保障功能。

综合以上情形，在司法实践中，谁究竟应该得到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综合考量，单纯以某一方面作为标准来分配都会有失偏颇。本案二审法院在审理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完全符合有关立法精神。

《村民组织法》赋予了农民集体对农村事务、村民管理依法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解释》第二十四条对村民集体在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中的决定权给予了尊重。但《村民组织法》同时对在村民决议中有关程序性、实体性问题给予了明确的规范。强调了一个前提是不能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本案二审法院在审查该村民集体分配决议时，认为该决议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0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8条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上是正确的。

长期以来，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侵害现象客观存在。离婚妇女在离婚后特别再嫁后，其应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常常被前夫或村集体强行剥夺。离婚妇女，由于风俗习惯，社会偏见以及势单力薄等原因，往往无力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村妇女离婚的代价远远高于城市妇女。为此，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政策性意见。法律作为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有赖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领会和执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起富足安宁、和谐稳定的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