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思维导图

(2)因违反对街道、土地、领水、违章建筑物的交通安全义务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负赔偿责任。”即在德国，基于公、私法的严格划分，公有公共设施的瑕疵责任仅在其涉及公权力主体履行公法上义务时，才由国家依国家赔偿法负责，而对于邮政、铁路等非公法义务，由国家依民法负赔偿责任。作为行政法母国的法国，把国家行为分为权利行为、管理行为及统治行为，对于管理行为中由于执行公务、公共财产管理、国立学校、医院、公路造成的危险责任，判例法承认由国家赔偿。5 具体而言，在法国，公有公共设施没有明确的概念，它包括公产、公共工程、公共建筑物等概念相交叉融合的部分。公产是指供公众使用或公务使用的行政主体的财产。行政主体对由于公产处于破坏状态而对他人造成损害时，要负赔偿责任。6 对于公共工程损害赔偿，行政法院的判例把受害人区分为三种，适用三种不同的赔偿责任：对第三人的赔偿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对使用者的赔偿适用正常维修责任，对公共工程的承包适用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7 韩国国家赔偿法第5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国家赔偿法都有类似日本的成文法规定。

第一，这一主张未跳出国家赔偿主权理论的窠臼，认为国家赔偿只是对违法行使公权力的赔偿，而且“对公权力行为的损害后果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是国家赔偿法之所以区别于民事赔偿的根本特征。”12 的确，国家赔偿法体现了对公权力的监督和规范，但这一观点未认识到，随着现代行政从权力行政转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13 行政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仅包括行使权力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也包括提供服务的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如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和维护，提供煤气、水、电等。而且，在现代社会，公民仅靠自力无法生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家、社会和行政机关提供基本生存之需要。国家为保障人民福祉，有义务提供公共服务，公民有权利用公有公共设施以及从政府得到福利给付，其理论基础为福斯多夫首倡的生存照顾理论。14 因此，如果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这种义务或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即构成不作为违法，由此给利用者造成的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国家赔偿责任不应仅限于权力行为，也应包括非权力行为，不应仅指作为违法，也应涵盖不作为违法。而且“违法”也不应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违反法规，而应包括行为客观上缺乏正当性，即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滥用行政权，违反信赖保护，消极不作为等。所以，国家不仅要对违法行使公权力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也要对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国家赔偿法排斥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既不符合现代行政及救济的发展趋势，也不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