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赔偿中确定范围的原则思维导图

国家赔偿责任，是法律赔偿责任之一种，在整个法律赔偿责任制度体系中，完全赔偿责任原则是核心原则。这个核心原则，不仅要求赔偿的程度与损害的程度应当完全一致，而且，首先是损害范围与赔偿范围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什么范围内有损害发生，什么范围内就应当有赔偿责任的规定。立法规定国家赔偿范围，不是也不应当是根据人们的主观考虑划定范围，而是应当根据损害范围这个客观事实来决定。制定赔偿范围时，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考虑、顾虑，但是最大的考虑仍然应当是损害范围事实本身。如果离开这个原则来考虑、设计赔偿范围，就偏离了“主航道”，违背了基本的客观规律，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客观标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扩大国家赔偿范围时，必须紧紧围绕着损害范围来确定。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于在国家赔偿范围内没有、在民事赔偿范围内也没有赔偿责任而又符合国家赔偿标准的损害，应当完全归入国家赔偿范围，从制度上解决损害的法律赔偿责任问题。如抽象行政行为的损害赔偿事项、合法行为损失补偿事项等。二是已经在民事赔偿范围内却又符合国家赔偿标准、特征的事项，可以调整归入国家赔偿范围。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损害的权益可以得到一定的弥补赔偿，尽管这种弥补可能是有缺陷的或不完全符合标准的，但至少与前一种无赔偿状况是有很大的不同。

国家赔偿，是民事赔偿这个一般制度的例外，是一种特别赔偿责任。其特殊性就在于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国家机关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行为，即侵权行为的职务性。因此我们在确定国家赔偿范围时，应当而且只能按照职务或公务行为这个基本标准来划定国家赔偿范围，以侵权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赔偿责任的性质。对于凡是符合这个基本标准的损害，都应当设定相应国家赔偿责任；只有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损害，才应当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之外。另外，按照这个标准，实践中存在的行政合同纠纷事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等，也都应当一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在行政合同纠纷中，如果是国家机关职权行为引起的合同侵权纠纷(如国家机关单方面废除合同或变更合同等)，当然是职权行为的实施问题，符合典型的国家赔偿范围。在军事行政领域，军事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造成损害的，虽然有军事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偏离不了国家机关职权侵权损害的主要特征，当属国家赔偿范围。

从世界各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来看，有的是违法原则，有的是过错原则。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趋势，那就是都在宽泛地解释归责原则的内涵。如英国法律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但这种过错被宽泛地解释为：国家机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只要不是执行法律所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损害，就是有过错，非常严格地限制了无过错的情形。违法归责原则，也是非常宽泛地解释了违法的形式，等等。这些世界性的趋势说明，宽泛的归责原则，实际上就是扩大了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

这个违法原则所包含的违法形式，在实践中被非常严格地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由于法律上对职权行为的违法种类没有统一规定，所以人们就用《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司法审查标准来诠释它，使应当有广泛意义的违法原则变成了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法定职权和不作为的违法等几种有限的形式。由于违法形式非常有限，实际被确定的可以赔偿的范围也就很有限了。另外，违法原则是国家赔偿的原则之一，而不应当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全部归责原则。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的行为和事项，除违法原则外，应当还有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或风险责任原则、结果归责原则等，充分反映不同的国家赔偿责任事项。如刑事错判事项，应当适用的不是违法归责原则而是结果归责原则；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应当适用风险责任归责原则和过错归责原则；合法行为损失的补偿责任，应当适用受害人无辜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上，一般来说，除了违法归责原则外，还应当允许有过错归责原则的存在，使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不仅仅是在违法时应当赔偿，而且在有过错时也应当赔偿。使国家赔偿责任真正能够客观和全面反映受损害的事实和国家机关的过错程度。在国家赔偿责任的免除事项和国家补偿责任上，由于《国家赔偿法》只有违法归责原则，就使得补偿责任无从产生，也使得免除国家赔偿的事项过于宽泛和不合理。所以，国家赔偿范围的问题，在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归责原则的体系和内涵，通过多种归责原则的设立，是可以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