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伟奇国家刑事赔偿案调查 思维导图

因为一起经济纠纷，1996年曾伟奇被自贡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反反复复直到2003年12月25日，才终判无罪并被当庭释放。期间，他共被羁押了551天。

从“合作”到“诈骗”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诈骗案呢？

那是一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年代，当电影中还在热捧中国第一批“万元户”之时，初中文化的曾伟奇搞汽车运输挣到了30万，30岁时拥有的净资产超过800万。

就是这样一次皆大欢喜的合作，14个月后，机床厂认为曾无开工诚意，厂房、劳动力被长期占用，造成重大损失。随即提出三种“分手”模式：一，运走购买的设备；二，曾以设备参股分红；三，机床厂收购设备。设备是指曾先后在北京购买的一套价值38万元的高频焊管机组和一套价值45万元的纵剪机组。曾伟奇选择了第三种模式。

据知情人士透露，1993年全国金融秩序大整顿，自贡农行为了收回给曾的贷款，积极促成机床厂收购焊管厂设备，并许诺收购后流动资金由银行保证。加上焊管那时在市场销售上不错，机床厂于是提出了分手。

也就是1996年，在“分手”3年后，机床厂发现被曾伟奇用假发票“诈骗”了98万，以涉嫌诈骗把曾举报给了公安机关。原来，那两套机组，当时曾伟奇将原购价用另外的发票———加价填写成了一套84万、一套97万。而机床厂收购设备时，正是以曾提供的增大购价的发票为依据。

曾的代理律师张居定给市公安局写了封信：根据合同，曾购买两套机组不是履行公务，而是以“曾伟奇”自己的名义为自己购买，机组产权始终属曾合法所有。曾将合法所有的设备卖予愿收购设备的机床厂，属完全合法的民事行为。他提出此案宜经民事争议程序解决，建议刑警大队撤消案件。

事情并没有如此转向。据曾向记者提供的证据显示，1997年一年，他前后被收缴“退赃款”、“保证金”总计达40万，其中以正式收据收缴的只有..5万。另外，没有任何书面手续，还被收缴了总计价值92万元的尼桑、桑塔纳、奔驰等轿车3辆。直到1999年底，“收缴”行动才告一段落。

据机床厂举报材料显示，收购协议以曾提供的票据所载明的购价181万加上双方协商认可的运费、安装费等确定总收购价为209万元，并抵曾先前欠机床厂的40万元借款后，按实支付169万元给银行。

“收购价不是209万，最后双方协议的价格是169万，那40万借款也没有从收购价中扣除。”曾这样辩解。

从“不起诉”到“抗诉”

案子一直到2001年，才有个初步的结果，当年7月20日，自贡市检察院以《不起诉决定书》作出了正式回答，“不符合起诉条件”。

曾觉得该为自己讨回公道了。以《不起诉决定书》为依据，他分别向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提请国家赔偿确认——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国家赔偿要求。

单这个“确认”的程序，就花了近9个月时间。但结果是，市公安局未作确认，而市检察院的决定是“依法不予确认”，因为逮捕曾“不存在违法侵权情形”。

曾接着又向省公安厅提请刑事赔偿复议，得到的答复是，因为市公安局尚未作出确认决定，“故你的复议申请没有明确的对象”。

当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申请作出了不予确认的决定，复议机关经复议维持了原决定之时，“《公报》解释，这应视为已分别作出了不予赔偿的决定”，张居定告诉记者，“法院应依法受理”。

正当四川省高院立案受理时，自贡市检察院以“市局进一步侦查，获取了新的证据并提请复议”为由，撤消了对曾的《不起诉决定书》。

对省高院的立案，自贡一政法系统人士告诉记者，自贡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反映到了省政法委，“赔偿义务机关还没确认，他们抗议法院怎么能立案审理呢？”

《不起诉决定书》被撤消，曾再次被逮捕，省高院的赔偿审理戛然而止。

面对一审判决，大安区检察院一纸抗诉递交给了自贡市中院。从批准逮捕到不起诉决定到撤消不起诉决定再到抗诉，然而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国家赔偿谁买单

事情回到起点，曾伟奇又一次走上了申请国家赔偿的路。

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在“战略战术”上他进行了些许调整，不再同时向公安局、检察院提请国家刑事赔偿确认，而向公安机关提出了赔偿申请。

自贡市公安局依然未作确认决定，而且省公安厅也逾期未给出复议决定。曾又把国家赔偿官司打到四川省高院。

在10月26日的听证会上，谁来赔偿的答案似乎已经很清楚。但在赔偿多少、赔偿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

比如“赔偿55万元现金”，公安局认定的数额只是32万元，其中一张20万元的“收据”，他们认为是“办案人员在填写小写金额误写为20万元”；比如赔偿贷款利息的损失，他们认为不符合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明确表示不予赔偿；至于尼桑、桑塔纳、奔驰等被收缴的轿车，公安局以非法拼装车应予没收、车还没过户等理由，一一拒绝赔偿。

曾总共被羁押551天，其中被刑事拘留57天。公安局认为，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被公安拘留后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应由检方一并承担赔偿责任。

其实曾伟奇根本就说不清楚结果，“具体赔多少，还要高院判决的结果，而且它是一审定终身，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张居定律师却不是那么乐观。

张居定最担心的事，是谁为国家赔偿买单。“市财政本身很困难就不说了，现在的公安光吃‘皇粮’(财政经费)还不够，到时没钱给你赔偿，国家赔偿法又没有规定强制执行措施，怎么办？告它，又有啥用？”

“放弃不可能，协商也要看条件”，一想起在看守所的551天，曾就感到恐惧和不安，“人的一生就两万多天，我竟有那么多天对自己的命运何去何从无从把握，真的很悲哀。”

更让他忘不了的是，为了保存好每张公安机关给的“收据”，“我可以说是东藏西匿，总害怕被一些小偷偷去了”。

那还会不会再向检察院提请赔偿呢？“提请国家赔偿的法定时间还有两年，我不急。”曾一边强调不排除这种可能，一边又涩涩地笑着说，有很多东西太不现实了，“比如精神赔偿，我想都没去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