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民因错捕错判被押13年 获国家赔偿52万余元思维导图

由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没有作出赔偿决定，胥敬祥依法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赔偿其因错捕错判被羁押的赔偿金301915.90元(按2004年标准)、精神抚慰金130000元、被羁押造成疾病需要治疗费130000元。

今年11月2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查明事实后作出赔偿决定：胥敬祥因错捕错判被羁押，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基于胥敬祥因错捕错判被羁押4732天的事实，赔偿委员会认为：应按2008年度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111.99元)标准计算，赔偿金共计529936.68元，由三义务赔偿机关共同赔偿。

赔偿委员会在赔偿决定书中称，“胥敬祥提出身体疾病是由羁押造成，但未能提供相关的有效证据，其请求赔偿治疗费不予支持。胥敬祥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该项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

走出银行，钻进车里，胥敬祥呆呆地靠在座椅上，车子随后拐上了驶向郑州的高速公路。

不久，他头歪向一侧，沉沉地睡着了……

最想向疼爱我的父母诉说

早上7时，当记者乘坐的从北京西站出发的K179次列车缓缓停靠在郑州车站时，从太原开往郑州的1551次列车也刚刚进站。

天黑漆漆的，片片雪花从空中飘落，在车站站台耀眼的灯光里十分抢眼。

胥敬祥头戴一顶毡绒大棉帽，手拎公文包，走出卧铺车厢。

第一次见胥敬祥，是在2005年5月18日上午，周口检察院会议室。那是胥敬祥第一次直面中央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他面无表情，语调平静;目光越过记者们的头顶，直直地盯住某个方位，泪水一次次从眼中淌落……

如今，胥敬祥再次站在记者眼前，气色看上去好了很多。他此行是专程前来申领国家赔偿金的。

他说，他是在山西太原打工的工地上，接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下达的赔偿决定通知的。省高院赔偿办工作人员让他亲自去领取，时间是在12月8日下午3时。因无法及时赶回郑州，他授权律师急急前往省高院赔偿办。拿到赔偿决定书后，律师用手机给他一段一段地念。

接到通知7天来，胥敬祥夜夜无法入眠，不得不求助于安眠药。最令他痛苦的是，他无法发泄，心头像是在杂乱地放映着无数部电影，脑海里喧嚣着无数种念头。而他此刻最想与之诉说的亲人，却因他蒙冤入狱而在悲愤贫病中失去了生命。

胥敬祥的父亲是一名教师，通情达理，对村邻温柔敦厚，教书育人多年，声名广传。胥敬祥说，父亲做人严谨自律，要求孩子几近苛刻。孩子只要与外人发生冲突，必遭父亲的严厉呵斥和痛打。

“父亲从小要求我们做好人，做正直的人，不欺负人。”胥敬祥说，入狱前，父亲已经身患中风，病情被及时控制后，只是吐字有些含混。入狱仅数月，父亲即病逝。没人敢将噩耗通报在监狱服刑的胥敬祥。后来，邻村有人犯罪入狱，与胥敬祥同住一监舍，那人咬耳朵告知他父亲病故，“我当时痛哭得昏死过去，5天5夜没吃没睡”。

出狱后，胥敬祥得知，父亲断气前用微弱的声音唤着他的小名……

出狱后，胥敬祥还得知，母亲因儿子入狱精神失常，时常冲出家门站在村道上呼唤儿子……

胥敬祥抬头望向天花板，哽咽着说，“我最想、最想，嗯，跟父亲、母亲说句话：我……连累他们了!”最对不起妻子和孩子

胥敬祥育有3个孩子。

大女儿1987年出生，两年后二女儿出生。两个女儿已经结了婚，却与他这位父亲没有任何联系。小儿子是1991年出生的，“现在长得可精神啦，身高一米八一”。胥敬祥有些自豪地说。他庆幸，小儿子还能让他感受到曾经的家庭温暖。

胥敬祥说，他自己只读到小学六年级，便没再继续学业。16岁那年下煤窑背煤，第一个月领到78元工钱时的兴奋劲至今还记得，“那是1977年啊，大学教授一个月才56元工资嘛”。他寄给父亲60元，自己留下18元生活费。3年后，不满20岁的胥敬祥揣着上千元辛苦劳作的钱返回家乡，凭着果断和聪明，凭着诚信和坚忍，投身经商创业的摸爬滚打中，成为绝大多数同龄人羡慕的有为青年。

“一九八几年那时候我就是万元户了。”胥敬祥说，24岁那年，他出手4000元盖起全村最好的青砖瓦房，转年再盖起两间偏房，“那年月，村里大多数村民住房都是用黄土打垒墙的房子，没人盖得起青砖房”。

盖好房子张罗结婚，新娘子是邻村姑娘，结婚时花了一千多元置办大衣柜、方桌、条几、写字台、沙发，“那时县城里的人家也没多少人有我那条件的”。

提到妻子，胥敬祥的谈兴一下子消失了，他嗫嚅道：“如果她恨我，我也活不了。”

胥敬祥被羁押在县看守所那5年时间里，妻子每隔10天探望丈夫一次，带上家里做好的饭，骑车40多里路，风雨无阻，从不间断，“那些年，她没过过一个节，都往我这儿跑”。

胥敬祥入狱那年，三个孩子老大4岁、老二两岁，老三刚刚出生4个月。妻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和艰辛，他无从了解，但只要一想起，心里就阵阵刀割般地刺痛。

出狱1年后，他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妻子坚持把3个孩子的抚养权揽走，“她离了孩子活不了，我不想让她伤心，放弃了”。胥敬祥说。

去哪儿找回原来的日子

出狱当年，胥敬祥回家种地，一年后卖掉收获的玉米和小麦。第二年，他去山东青岛打工，然后到山西太原给一家建筑工地看大门。

获悉赔偿决定已经下达，平静已久的心态骤然开了锅。

“7天里我瘦了十来斤!”他“六神无主”，“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后，他向建筑工地老板请假，说：“我的赔偿决定下来了，我得去郑州，拿不到赔偿我就不回来了!”

在宾馆房间里，记者看着胥敬祥小心翼翼地把赔偿决定书捧在手里，用粗糙的右手抚过赔偿书上的一行行字低头细读，不时要抬头大喘口气再继续下去。

几遍读罢，他把赔偿决定书抛在床上，眼睛湿润着愣了半晌，缓缓地说：“就算赔我500万，我还能去哪儿找回我原来的日子?”

胥敬祥走到哪都不愿摘掉头上那顶毡绒棉帽。记者一再追问才得知，原来，他进看守所第7天，满头黑发就成片脱落，现今那光秃秃的脑袋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陡增十几岁，这令他无法承受。他拿出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指着照片上自己浓密的头发，感叹连连。

当日下午，记者前往县财政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局长在外出差，经联系回复称，没有接到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申请报告。

记者随后走进鹿邑县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谷庆林联系县长刘政后向记者答复说：“这个钱虽然今天兑现不了，但明天一定兑现!”

从鹿邑县驱车赶到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时天色已晚，副院长梁维在办公室里告诉胥敬祥，3天前就准备通知他来院领赔偿金，因为中院正在审理一起大案，审判工作任务艰巨繁重，事情就耽搁下来了。正好胥敬祥自己来了，明天保证让他领到赔偿金。

胥敬祥彻夜未眠。他对记者说，今天(12月16日)对他而言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还是他的生日。他是1961年阴历十一月初一生人，按农村习俗算，正好49周岁。

下午1时许，胥敬祥来到鹿邑县法院领到了第二笔赔偿金，随后来到鹿邑县检察院领取了最后一笔赔偿金……

总计达52万余元的国家赔偿款被递进银行窗口，换来了一张崭新的银行卡。胥敬祥对记者说：“尽管这些钱不能换回我的生活和幸福，但我还算是个幸运的人吧。”

在胥敬祥诸多心愿中，有一个最最重要———他要为父母立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