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防范性侵未成年人的作用思维导图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规范尤其是刑法规范的功效当然要通过惩罚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犯罪分子来显现，但大多时候，法律规范尤其是刑法规范的功效是 “隐而不发”的，它的功效和威慑力主要是源自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与内心认同。同时，防范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还要依靠道德规范、伦理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来辅助和配合。例如，防范“校园性侵”犯罪，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就必不可少。以道德规范、伦理规范等为代表的其他社会规范，尽管在防范犯罪、治理社会的功效上与法律规范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的功效更多地体现在“事前预防”上。换言之，要真正实现防范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法律规范之“体”，必须借助其他社会规范之“用”才能真正发挥其功效。

因此，在刑法典内部，“体”与“用”的关系则体现为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司法解释仅仅是对刑法条文的阐释和说明，它只能拓展刑法条文，绝不能脱逸刑法条文。该《意见》颁布尽管有利于法律的准确适用，增强了法律的应用性与可操作性。但是在认定罪与非罪、区分此罪与彼罪时，绝不能撇开刑法条文。例如，对《意见》19条中“明知”的认定，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该《意见》的规定。要正确认定《意见》中的“明知”，当然要结合刑法分则相关条文中关于“明知”的认定要求，而且还应注意与刑法总则条文中关于“明知”认定要求的区别。所以，为了准确认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效惩治并防范此类案件，就需要刑法条文真正发挥“体”的作用，该《意见》及其他司法解释绝不能以“用”代“体”。

诚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总之，《意见》的颁布固然可喜，但其生命力与公信力最终要体现为司法实践中的严格执行、有罪必罚。这不仅是防范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1]《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