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实施调查取证行为的条件思维导图

国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明文规定允许律师可以实施调查取证，这可以称为“积极型的立法模式”；另一种如大陆法系国家那样，法律上对律师能否调查取证不作出规定，但在实务上不禁止律师调查取证，所取得的证据不会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可以称为“消极型的立法模式”。因此，律师能够实施调查取证必须在法律上没有障碍，要么是“明示”的法律允许，要么是“默示”的法不禁止。

仅有立法不一定促使律师实施调查取证，律师必须要有调查取证的能力才行。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取证本身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并不是律师的专长，律师所擅长的是如何衡量和取舍证据的价值，或者根据已经收集到的证据依法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减轻的意见，实施刑事取证行为并不是其专长，就像一个优秀的公诉人往往难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查员一样.因此，允许律师聘请私家侦探来帮助调查取证是一种必然趋势，法国、德国的律师可以请私家侦探，美国的私人侦探制度非常发达，意大利也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为其调查取证。另外，对于被调查者有无配合律师调查的义务，各国做法基本相同，即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没有强制性。德国规定律师只能以公民身份进行调查，被调查者有选择是否配合的权利。意大利法律规定，证人如果不配合律师的取证工作，律师可以申请检察官询问或审前法官提前录取证言；如果证人选择配合，律师在向证人取证时，应当告知作伪证的后果，在律师面前作出虚伪陈述的人员，将被判处一到四年有期徒刑.尽管这些因素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能力造成了一些妨碍，但不可否认的是律师还是有一定的取证能力的。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在对抗式审判方式中比较盛行，这是由诉讼的特点决定的。对抗式诉讼模式是由当事人各自主导的一种程序，各方都为追求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必然在诉讼过程中竭尽所能收集证据。从世界各国来看，采取对抗式审判方式国家的律师调查取证的积极性要高一些。由职权式诉讼模式向对抗式诉讼模式转化的国家，其律师调查取证的积极性也在增强，如意大利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方面的立法可以为证，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授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但毕竟抽象， 2000年第397号法律，命名为“辩护方调查规则”，扩大了辩护方调查取证的权利，允许他们实施自己的调查活动，辩护律师的作用有了改善.在日本，犯罪嫌疑人、辩护人也必须积极收集、保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另外，律师调查取证还与该国的历史传统相关，大陆法系国家国民对司法公权力机关持信任态度，英美法系国家国民对国家持不信任态度，这样后者调查取证的动力比前者要强许多。英国近年来的司法开始向打击犯罪方面转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积极性也随之减弱，律师求助控方提供信息的做法在逐渐增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