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监督的价值取向思维导图

法律监督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特有权力，是专门国家机关代表人民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有效监督，旨在防止权力的失控。众所周知，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是沿着古代御史制度，改造前苏联的法律监督制度而形成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这与西方检察制度有明显差异。在西方大多数国家，检察权等同于国家追诉权，是一种诉讼程序性权力而非实体性权力，并不发生审判监督的法定效力。但是，我国检察机关已经不是传统的诉讼机关，而是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实施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国“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而不是单纯的公诉机关。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既通过诉讼形式进行监督，也通过非诉讼形式进行监督。

由此可见，刑事诉讼监督并非诉讼活动的一种，在学科分类上亦不能归入诉讼法学，而是应作为法律监督的手段之一，享有高于刑事诉讼活动的专门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专门地位是有限制的，即必须以相应的诉讼活动为对象，而不能推广为前苏联模式下的一般监督。法律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权力，而不是国家个体——公民，对象模糊的一般监督实际上是将国家权力直接置诸普通公民之上，使其蜕变为特务警察权，最终反噬民主政治。因此，刑事诉讼监督的专门性既体现在它高于刑事诉讼活动，又体现在它固于刑事诉讼活动，始终以维护刑事诉讼的公正为目标。

法律监督就是这样一种外部监督，在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上存在明确的对立性。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监督中，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刑事控诉职能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尽管有利于工作开展的便捷，却在法理上存在严重悖论。“如果不甚恰当的将刑事司法活动比拟为一种竞技活动，那么，控辩双方是运动员，法官是裁判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事人的检察官如果享有对法官的法律监督权，那么存在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悖论——检察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很显然，这一悖论的产生就是忽略了监督的外部性，犯了“理发师为自己理发”的错误，因此目前一些改革试点检察院另行组建独立于侦监、公诉的诉监局来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是势在必行的权力科学配置。

刑事诉讼监督同样具有事后性的价值取向，一味强调对刑事诉讼活动的事前监督，将使检察机关直接插手侦查、审判机关的职权活动，导致公、检、法三家的零和博弈，阻碍刑事诉讼活动自身的正常进行，偏离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初衷。就目前实践中来看，刑事诉讼监督的手段基本都具有事后性，如此才能避免与刑事控诉职能相冲突。但值得一提的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仅有“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派人出席法庭”等抽象的规定，缺乏实质性程序和手段，由于缺乏对事后性的正确认识，导致在监督上不能厘清时段，而过多看重诉讼活动的实体博弈结果，造成“检察院监督审判，法院也可以监督检察院”的混乱局面。